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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长海:姓氏文化研究应重视文献的考辨

时间:2018/9/27 9:00:14
信息来源:本站综合
发布:新闻编辑部

近年来,姓氏研究及家谱编纂,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但综览各类研究,家族谱的编修形式和内容方面,虽有一些新的方式方法,但仍有待大力提高。如何利用新思路新方法新材料,编修出适应社会发展,有利于社会和谐,让人爱看爱用的新家谱,仍需要大家共同努力。

从文献学角度考察,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方面,就是太迷信古人、迷信古代文献。另外一个方面,是对古文献的学习把握不够,甚至缺乏最基本的古文献常识,或轻视古文献。总之都是对古文献没有或不能认真的考辩。

河南省家谱研究会副会长赵长海先生.jpg


姓氏研究及家谱编纂,最主要的缺陷就是迷信古人,迷信文献,而不加考辨。很多姓氏书动辄追溯到伏羲、黄帝、炎帝这样的传说时代。三皇五帝是传说时代的人物,并非可作信史看待。很多姓氏渊源,说到三皇五帝,言之凿凿,当然并非杜撰,而是照抄古人而已。家谱编修实在是一个很需要古文化基础,很有技术含量的活,没有一定的功力,想编好一部家谱或族谱,几乎是不可能的。如蒋介石编修自己的家谱,聘请国民党元老吴稚晖担任纂修总裁。很多家谱前有很多名家序言,都有这个意思。

《左传·隐公八年》中,大夫众仲谈到姓氏的作用:“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诸侯以字为谥,因以为族。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亦如之。”郑樵《通志·氏族略·氏族序》曰:“三代(夏商周)以前,姓氏分而为二,男子称氏,妊人(女子)称姓。”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姓是作为区分氏族的特定标志符号,如部落的名称或部落首领的名字。传说黄帝住姬水之滨,以姬为姓;炎帝居姜水之旁,以姜为姓。皇天以大禹治水有功,赐姓为姒。这些都是远古传说,代代相传。按照传统的说法就是,不可不信,亦不可全信。

《史记·黄帝本纪》中的很多说法,司马迁自己都没有说的那么肯定,我们为何就那么确定呐?如果这样,还要什么断代工程呐。

重视文献考辨,不能一错再错。如唐代林宝《元和姓纂》,原书久已失传,清乾隆间纂修《四库全书》时才从《永乐大典》辑出,是辑佚书,存在很多问题。著名历史学家岑仲勉先生曾经对此有所正伪辨误。所以,使用辑佚书一定要特别慎重。现在人有时编修家谱,引用古书,不论版本,只要是这个书,就随便引用。殊不知道,古书,特别是越早的书,流传下来的版本越多,歧异很大,你引用的这个版本,和另外一个版本或许就完全不一样,甚至是相反的。

又如《新唐书》中的《宗室世系》及《宰相世系》,对很多姓氏的渊源有所考证,虽然唐代士族式微,但大多仍是照抄前人成说,或故意攀附大族世家。对于这些姓氏的世系源流,需要认真的考辨。但现在的姓氏研究,对此深信不疑,原封照抄,很难令人信服。其实,仅就河南而言,这些年出土唐代墓志甚多,其中有很多姓氏家族的资料,多可纠谬补阙,但现在还没有人来作这样的工作。

这样的姓氏谱学研究,在很多时候,正如明代浚县人王越在为罗山方氏家谱所写序中所言:“近世学谱家,不择人贤否,随其姓氏,高扳远附,以示华耀。主者恬不知愧,诬子孙拜他人于纸上,其为不孝大矣。……但谱其近之所知者,不谱其远之所不知者。以信传信,欧、苏复生,亦当曰可。使先生不谱其所知,则藉谈不识伯黶;使谱其所不知,则颜标当拜鲁公,拜尚父之墓。附城南之族,尚何言哉!”[ 王越:《题罗山方氏家谱》,载《王越集》,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年9月版,第47页。]王越为明代西北著名将领,豫北浚县人,其人武功卓著,文采斐然,思想深刻,上面的序言里说到四个典故。

藉谈不识伯黡:典出《左传》昭公十五年,周景王对晋国来的籍谈说:“且昔而高祖孙伯黡,司晋之典籍,以为大政,故曰籍氏……汝,司典之后也,何故忘之?”籍谈不能对。籍谈出去后,周景王就说到说:“籍父其无后乎!数典而忘其祖。”所以数典忘祖这个词,也是从这里来的。

颜标当拜鲁公:典出《全唐诗》卷八七二,无名氏《嘲郑熏》有“主司头脑太冬烘,错认颜标作鲁公”之语。唐代郑熏主持考试,误认颜标为鲁公(颜真卿)的后代,把他取为状元,当时人以此诗句嘲笑他。当时藩镇割据,郑薰为了勉励忠烈,有意取颜标为状元,宣宗照准。至谢恩之日才知颜标出身贫寒,与鲁郡公颜真卿并无瓜葛。所以有人嘲讽道:“主司头脑太冬烘,错认颜标作鲁公。”

拜尚父之墓:郭崇韬为五代十国时期后唐重臣。历仕两代三主,奇袭灭梁,功居第一,赐铁券,恕十死。及平巴蜀,宣畅军威几至极尽。一旦被谗,首领莫保。《旧五代史·郭崇韬传》:“旧僚有干进者,崇韬谓之曰:‘公虽代邸之旧,然家无门阀,深知公才技,不敢骤进者,虑名流嗤余故也。’及征蜀之行,于兴平拜尚父子仪之墓。”尚父子仪,即唐代政治家、军事家郭子仪。《文献通考》卷二百七·经籍考三十四,在论到《皇朝百族谱》四卷时有:“而无知如崇韬者,所以流涕于尚父之墓而不耻也。”“拜尚父之墓”和“颜标当拜鲁公”均指错认祖先的故事。所以明代的王越就说到:“高扳远附,以示华耀。主者恬不知愧,诬子孙拜他人于纸上,其为不孝大矣。”

以上都是说古代的例子。没有想到在科学昌盛,距离王越所说五百年之后,现在还仍是这个样子。同时也说明,这样的思想,也就是攀附名人的思想,是很难改变的。所以秦姓没有人说其祖先是秦桧的,其实秦桧也确实没有后代。当然攀附名人,崇尚贤人,也不能说全是坏事。这就是中国的传统。

又如中国第一大姓李姓,《新唐书》卷七十《宗室世系上》记载:“李氏出自赢姓,帝颛顼高阳氏生大业,大业生女华,女华生皋陶,字庭坚,为尧大理。生益,益生恩成,历虞、夏、商,世为大理,以官命族为理氏。至纣之时,理徵字德灵,为翼隶中吴伯,以直道不容于纣,得罪而死。其妻陈国契和氏与子利贞逃难于伊侯之墟,食木子得全,遂改理为李氏。”现在诸多姓氏书均从此说。

清代大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第二十三卷“氏族相传之讹”谈到:“氏族之书,所指秦汉以上者,大抵不可尽信。<唐书 表>李氏,则云:‘纣之时有理徵字德灵,为翼隶中吴伯’。不知三代时无此名字,无此官爵也。<表>王氏则云:‘周晋王太子晋,以直谏废为庶人’。传记亦无此事。”

又如中国第二大姓王姓。多称太原王,又追溯到东周王子晋。前一段我写了一篇《王子晋与中国道教》的文章,基本弄清为何周灵王太子晋,何以又被后人称之为王乔或王子乔。

王子晋,即太子晋,名姬晋,为周灵王太子。记载太子晋事的先秦文献主要有《逸周书?太子晋解》和《国语?周语下》。后世又有仙人王乔、王子乔者,是道教中最早的仙人之一,其原型即为太子晋。本为姬姓。又有的说其字子乔,这是完全不懂古代姓名常识,在西周之时,哪里有名还有字呐。在西汉初年,王子乔(乔木的乔)、王子侨(华侨的侨),或作王子高、王子峤等(均是乔、侨形近而误,且乔、侨在《说文》中,均以“高”释之。)

为何有这样多的错误,大概在《逸周书》里记载的“乃注瑟于王子,王子歌《峤》。”而《峤》据专家考证,当是古曲名。在当时文献的不断传写中,漏掉了“歌”字,而又以“峤”误为“侨”或“高”的可能形更大些。因为这几个字字形极为相近,古人都是手写,没有像现在的印刷,所以,古字以讹传讹,最后习久成俗的十分普遍。所以这极有可能即太子晋成为王子乔或王子高的主要原因。也就说,因为在古代文献中,有太子晋因为谱写或吟咏了一曲《峤》,古文献在不断的传写过程中,把太子晋的名,传写成了王子乔、王子高等名字。

如又有文章说:“自华胥氏至太子晋共四十五世”。中国的夏商周断代都搞不清的东西,你咋个弄出来的四十五世呀。

对于此类姓氏研究,曹涛曾在1996年发有文章《中国姓氏研究中的误区与盲点》,其中就说到:“对姓氏起源的史前查证,大多不是经信史,经出土文物,或经其他可资凭证的古文字、古方言中加以分析研究,探碛索隐,求得科学的说明,而是凭藉距离史实一、两千年之久,又大多出自两汉、魏晋时期某些古人穿凿附会臆测想象的作品,旁征博引,综合缕折,大加论证。或称某人某姓之祖兄,出自并无文字记载的上古之太皞氏、少皞氏,或是伏羲氏、神农氏、共工氏、或是黄帝、炎帝、尧帝、舜帝,或是黄帝之子昌意之后,等等。这种以后证先,以近证远,以传闻臆想证史前历史的做法,仅仅作为一种假设与猜测未尝不可,但以之为实证,就未免不够严谨。姓氏研究,并非仅为了追溯最早的远祖,光耀门楣。而是要从族群的研究出发,对历史有更清晰的认识,对社会有更多的理解。”[曹涛:中国姓氏研究中的误区与盲点.江西教育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第32页.]

曹涛的文章,至今仍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就是姓氏研究的目的要搞清楚,要超越一姓一族追根溯源的老套研究,“要从族群的研究出发,对历史有更清晰的认识,对社会有更多的理解。”

单一的姓氏寻根,虽然有很多内容可以探讨,但一定要与古文献的辨析,与出土古文物的印证相结合,才有可能写出新的篇章。姓氏学研究应引伸拓宽并与别的学科相互借鉴,姓氏学的研究才能有更广阔的天地。如相关学科有人口学、遗传学、民族学、民俗学、语言学、历史学等。

古代的姓氏研究,很多时候是出于政治的需要考量,现在我们很多时候是出于经济的考量,这些当然都是实际的需要,但所有的寻根问祖,经济唱戏,都应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如周王室姬姓,为了给姬姓对殷民的统治找出合乎天理、天意的根据,办法之一,即追认黄帝为其最早的始祖。因为黄帝功德巍巍,自然泽及子孙。周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祀”(见《史记·周本纪》),又如李唐统治天下,就追溯到颛顼、皋陶,并以道家始祖老子为祖先。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故姓氏考源无不成炎黄子孙,家族祖先无不帝王将相也。但要知道,帝王将相在任何时候都是族群的极少数人,那么多平民百姓的后代到哪里去了?

在文献的考辨方面,姓氏研究需要十分重视甲骨文及金文的研究成果。因为姓的起源,绝大多数追溯至三代。那么殷商时期,姓的情况到底怎样呢,只能从甲骨文中去寻找,或许这才是较为正确的思路。很多名家从事过这方面的研究。如著名学者王国维、董作宾、郭沫若、陈梦家、李学勤等,利用丰富的甲骨文,对殷商时期的姓氏多有独到的研究成果。

又如首都师范大学赵鹏的博士论文《殷墟甲骨文中的人名及其对于断代的意义》,根据殷墟甲骨文中丰富的人名数据(出现在殷墟甲骨文中的人名有一千多个)。分析了殷墟甲骨文中的姓、氏和私名的问题。最后得出结论,认为:“殷商时期有姓氏的实质,但还没有姓氏的概念。我们赞同有学者说的,称其为‘族’”。[首都师范大学赵鹏博士的博士论文《殷墟甲骨文中的人名及其对于断代的意义》,第25页。]“从甲骨文看,殷商时期的社会实际上是由大大小小的方国和族构成的,并未见有‘姓’和‘氏’的概念。另外,在有些情况下国名和族名很难区分。所以,对于甲骨文中存在的这种类似于‘家族’和‘宗族’的社会组织,我们称其为‘国族’比称其为‘氏’更符合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对于具体的人名来说,或为私名,或以国族名相称。人、地、族同名及异代同名的名字,与周人所说的‘氏(即族氏,也是一种血缘组织集团)’的实质应该是一样的。”[首都师范大学赵鹏博士的博士论文《殷墟甲骨文中的人名及其对于断代的意义》,第44页。]

如皇帝之姓姬,据此文考证:“姬”在甲骨文中主要有两种用法:一是用作神名,一是用作祭名,並無“姓”的含義和用法。”[首都师范大学赵鹏博士的博士论文《殷墟甲骨文中的人名及其对于断代的意义》,第37页。]由此看来,周人姓姬,故附会黄帝亦姬姓,是说得通的。

又如南开大学博士研究生陈絜博士学位论文《商周姓氏制度研究·绪论》,(2000 年 4 月)中认为“一种最简单而涵盖又最广的定义即为姓就是氏族名号(也即clan name 或gens name),同时也是一种外婚血缘组织的标志符号(8 页)”。“尽管先秦古姓其产生年颇早,但‘姓’作为一个概念性名词的出现极有可能是周人所特有的文化现象,是为了区分于同为血缘组织的标志符号的‘氏’而创造的。因为就目前史料而言,在西周之前,我们既没有见到具体的古姓的使用,也没有看到作为某一类血缘组织标志符号的概念性名词‘姓’字出现,名与实未必是同步产生的(第10页)。”

又如杨希枚根据甲骨文材料撰写了一系列的论文,论证“姓族是血缘集团,而氏族却是政治组织”。[杨希枚:《先秦文化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年 8 月。]

以上学者根据甲骨文和金文所进行的考证,更值得姓氏学研究者的重视。而古代姓氏书所载,传说附会及政治因素太多,值得进行深入的文献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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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主要讲的是迷信古文献,迷信古人。另外一个方面则是对古文献的学习把握不够。我们知道,古文献是编修家谱的基础,不迷信是在深入学习研究基础上的不迷信。而现在又出现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根本不懂古文献,一些编修家谱的人,写了很多姓氏家谱文章的人,繁体字认不了,《史记》要读白话文的,连《论语》都没有读过。其文章只能是东拼西凑,很难有可信度。

我们编修家谱,最常用的材料无非是旧谱和碑刻资料。然后就是口述资料。如果利用旧谱,是影印的话,错误还少点,如果按简化字来排版,那么错误就会出现很多。而更多看到的则是,很多家谱利用碑刻资料,主要是墓碑,可以说是错误百出,让人不堪卒读。这是因为,很多编修者古文和古文献的基础太差,繁体字都认不了几个,各类碑刻上的异体字更是认不出来,更别说断句了。再加上碑刻日久漫漶模糊,所以利用碑刻资料,一定要慎重,最好找个专家给识读一下。这样笑话才会减少。

又如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姜太公。姜是姓、吕是氏。有人有说其名字叫姜尚,其实,尚是尊称。刘向《别录》的解释就是“师之,尚之,父之,故曰师尚父。”

姜太公吕望,是商末周初的人物。曾辅佐文王武王建立西周,故可说是开国功臣。但也是一个先秦文集记载聊聊,而后世传说累累的人物。其实那时的人物均如此。这样的人物,其姓氏名号事迹,连汉代的司马迁也已经弄不清楚,但后世学者多以后证先,以神话做实有,以传说当信史,这实在也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奇怪心理,野史横行,戏说当道,真实反而无缘。

吕望,姜姓,吕乃其氏。又称吕尚者,则是尊称之谓。姜亮夫先生在其《楚辞通故》第一辑中,有“释姓名氏族”、“辨太公为鲁称其祖之词”、“师为三公之称”,“吕望显荣与入仕之年”、“鼓刀屠夫与钓叟”等。则已辨之甚明。后又有刘信芳《郭店简所记吕望身世辨析》也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姜亮夫先生即说到,吕望显荣之时,当不过五六十岁,此后封于齐,治齐为大国。又当若干年,女为后,子为公,已为开国太公。所有的神话,盖为政治需要,假神异以镇人心而已。

关于作者

赵长海,男,现为郑州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河南省姓氏文化研究会家谱委员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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