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家谱凡例的再认识再思考

编者按：本文作者系殷蔚然。

我于1992年开始从事家谱编修，至今已26年，期间，出版两本《殷氏家记》，写了多篇有关编修家谱的文章，做过多次讲座，对家谱编修经历了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不断提高，不断深化的过程。《谱牒文化研究》2016年第1期刊登我于2016年3月4日的讲座稿《主编〈殷氏家记〉和〈殷氏家记增补本〉的创新思考和实践体会》，可简称《创新思考》 ；2017年第2期刊登我于2017年11月3日的讲座稿《当前修谱热潮的冷思考》，主要讲6个“导向” ，可简称《导向思考》 ；2018年第1期刊登我于2018年6月1日的讲座稿《关于家谱研究改革的思考》，可简称《改革思考》 ；本文《关于家谱凡例的再认识再思考》，可简称《凡例思考》。我的这些思考，中心点和着重点是：更好地继承编修家谱的历史文化传统，创新发展家谱文化，编修社会主义新中国时代的高质量新型家谱。

本文思路缘起于听到辽宁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民俗学博士邵凤丽在2018年6月30日家谱座谈会上的发言和2018年11月11日的家谱讲课。她在北师大读硕士研究生3年，博士研究生4年，涉猎家谱数百部，研究家谱的切入点和论文主题就是家谱凡例。这是我二十多年来首次同高学历的学者进行家谱学术思想交流，第一次听到这种思路，觉得眼前一亮，耳目一新，十分重视，颇感兴趣。我在1993年12月写了《殷氏家记·凡例》，2010年10月又写了《殷氏家记增补本·凡例》，在2016年3月写的《创新思考》和2017年11月写的《冷思考》中，都各有一段专文谈家谱凡例，这次参加座谈会和听课，引发对家谱凡例的再认识再思考。

一、对家谱凡例的总体思考

我认为，以凡例为主题，是邵凤丽家谱研究思路和研究成果的精华，是最大的闪光点，具有很高的含金量。

我对家谱凡例的再认识再思考，概括言之，就是要提高到家谱研究最普遍的共同性，家谱编修总抓手的高度来认识和思考，并以这种认识和思考来指导家谱编修的实践。

凡例排在家谱序言之后，实质性内容之前的重要位置，是家谱最重要的部分。制定凡例，是家谱主编的头等大事，最重要的责任，必须高度重视，下真功夫，精心思考，勇于实践。有些家谱编纂指导性文章，没有提到凡例，不是疏忽或疏漏，而是认识不足，重视不够。

凡例是家谱全书的总纲，是家谱内容和体例的总体设计，家谱记述的总规则，包括全谱起止时间规则、入谱规则、体例结构规则、排序规则、记述规则、文字、数字、纪年等书写规则。例如，生卒时间记载，清朝及以前的皇帝年号纪年，民国纪年，农历纪年，均用汉字，同时用括号注明公元纪年；新中国成立后出生的用公元纪年，使用阿拉伯数字），等等。

写好凡例关键在于坚持宏观思维，着眼全局，进行总体思考。应该摒弃在一个个具体问题上兜圈子，避免纠缠于细枝末节。

凡例在编修家谱初始时就应制定，如果设有编委会或编写组，则应通过集体讨论确定下来，主编和所有执笔者都要遵照执行，在编修过程中，认真总结实践经验，进行补充修改，使之臻于完善。

二、对家谱凡例体例结构设计优选参照体例的思考

家谱著作内容的特殊性决定其体例结构的特殊性，应该优选最适合的参照体例。从总体看，以教科书为典型代表的篇章式体例结构，不适合家谱编写；以词典特别是人物辞典为典型代表的条目式体例结构，适合家谱人物传记，但不能囊括其他内容；实践证明，只有地方志的体例结构（简称方志体）能够相当完整而且恰到好处地解决这个矛盾。

方志体的产生和发展，历史悠久，集聚文人名士之思和著作大家之笔，更由朝廷官方机构主持，甚至皇帝钦定，具有高度权威性。根据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原名北京图书馆家谱和地方志文献中心）原主任周迅在《中国的地方志》一书中所述，据考证，“方志”这个名词最晚出现在两千多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第一部官修的全国总志，是隋炀帝时期（605-612年）一千二百卷的《区宇图志》，第一次统一全国志书体例，是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修成的《祥符州县图经》一千五百六十六卷和目录两卷。根据中国地方志数据库的资料，新中国成立前的旧方志近8万卷，新中国成立后的新方志4万余卷。由此看来，以方志体作为家谱的参照体例，有悠长的历史和广博的编著为根基，是最佳选择。

历史形成的得到公认的方志体，总体结构是：志（如各种专业志，也称专志）、记（如大事记）、传（如人物传）、图（如地图）、表（如各种统计表）、录（如各种附录）。一些新志，在上述6种体例的基础上，为增强志书的总体性和综合性记述，又增加“述”，包括总述、综述、概述、无题述等不同层次的综合性概括性记述。

参照志体，家谱的总体结构可以是：史（家族简史）、表（世系表，也称世系图）、传（人物传）、录（各种附录）、照（各种照片）。

各个家族有不同的历史发展历程和现实特点，主编对家谱凡例有自己的思考，家谱凡例出现多样性是正常的，从提高凡例以至整部家谱质量思考，更应强调凡例以至整部家谱的规范性，实现多样性与规范性高层次的统一。

三、对家谱凡例上限的思考

家谱凡例对上限的确定是一个重大问题，应该周密思考，慎重决策。有的追根溯源数百年甚至上千年，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未能达到预想结果。其实，如果不是进行某个方面（例如世系繁衍）的专题研究，仅是续修家谱，可从现存家谱中断时间开始接续。一般情况，可参照新方志的上限，以1840年鸦片战争即近代史开端作为上限。因为，这个时期是中国社会大动荡大变化大发展的时期。就一个家族而言，应重点写好本代、父辈和祖父辈这三代，不要把我们这代最熟悉的三代留给后人回忆补写。

四、对家谱凡例中家史的思考

家史(家族或家庭简史），是家谱实质内容和主体体例的开篇，是对家族繁衍变化发展历史和总体状况的综合记述，具有统帅全书，鸟瞰全局的重要作用，不可或缺。家史应如实记载家族历史全貌，包括祖籍，居住地变迁，各代名字排序，世系繁衍，名人事迹，宗祠碑记，祖坟茔地，土地财产等。

近些年所见的一些家谱，凡例中家谱中没有家史，看不到家族历史和现在的总体情况，缺乏历史感知和整体感知，这是重要缺项，重大缺憾。诚然，有些家谱，历史久远，家族庞大，资料匮乏，难以成文。其实，尽最大努力，从实际出发，能写到什么程度就写到什么程度，给族人、后代和社会留下有形文化，总比空白好。

五、对家谱凡例中传记的思考

传记是凡例中家谱中的重要内容，没有传记，或是只有少数名人传记，或是传记的思想内容和文化内涵过于薄弱，都会大大影响以至削弱家谱的质量。

传记不仅记载传主的自然情况和经历，更着重记述传主的业绩、事迹和成就，这是留给后代和社会的精神财富和文化滋养。

我主编的《殷氏家记》，1994年出版，15万字，记载北京殷氏家族1840-1976共136年中出生的5代70人的传记；《殷氏家记增补本》，2010年出版，28万字，记载北京殷氏家族1840-2010共170年出生的7代81人的传记。在这些传记特别是各代突出人物和名人的传记中，摒弃了旧时代家谱中忠君、贞妇等封建思想内容，着重记述在社会变化和发展中，个人的经历和成长，家庭的演变和发展，个人、家庭以至家族取得的成就和对社会的贡献。

六、对《殷氏家记》评价和宣传的思考

《殷氏家记》出版后，受到专家好评。江西庐山风景区管理局地方志办公室主任胡光沛1994年看到《殷氏家记》后，来信说：这本家谱“为著作家史提出了新的编纂方案，是一部难得的家史教材，更不愧是一部很好的范文。” 黑龙江省图书馆研究馆员赵世良在《图书馆建设》1995年第3期《喜读新谱〈殷氏家记〉》一文中说：“日前有机会见到了一部刚刚于沈阳出版的《殷氏家记》，体例新颖，内容充实，图文并茂，装帧精良，堪称佳品，足供修谱者与研究者参考。惊喜之余，恐其不彰，故特为做一介绍，以报同好。” 2006年出版，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编辑，集新中国首轮全国性修志理论成果之精粹的《新方志理论著述提要》，在收录我于1994年出版的《城市志研究》关于城市志的编纂思路和学术思考成果的同时，也收录了2003年出版的《殷蔚然笔耕录》中有关家谱创新的主要观点和思想内容。2009年出版的集古今中外公藏私藏中国家谱目录之大成的巨著《中国家谱总目》，从海内外收集到的中国家谱52401种，608个姓氏，殷姓家谱总数70部（其中新中国12部），覆盖11个省市，北京市只有一部，即《殷氏家记》，排号0001，弥足珍贵，这就是《殷氏家记》的历史地位。《殷氏家记》和《殷氏家记增补本》，被国家图书馆、国家方志館，有关省市图书馆、地方志办、档案馆、文史馆，中国科学院，北大、清华、南开等名校图书馆收藏，美国犹他家谱学会也予以收藏。

《殷氏家记增补本》出版后，受到媒体高度重视。《沈阳晚报》记者来家采访，2011年6月15日C15-C16版刊登近两版的长篇报道《书香世家代代人才出》，配发照片6幅。报道重点突出了殷氏家族，“言”字辈出了一位进士（清同治七年）殷谦，“有”字辈出了一位国子监贡士殷有济，“章”字辈出了一位中国科学院院士殷宏章，“蔚”字辈出了一位“全国自学成才”荣誉称号获得者殷蔚然。报道发表后引起很大反响，记者说，编辑部的电话被打爆了。在家风宣传热潮中，《辽沈晚报》记者和沈阳市委老干部局干部联合采访，《辽沈晚报》2016年8月8日04版发表了整版报道《书香世家 折射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介绍殷谦走的科举之路，殷有济安排子女走的新式学校之路，殷宏章走的留学之路，殷蔚然走的自学之路。而这些史实、事迹和成就，都来源于家谱个人传记的记述。2016年2月，在准备家谱论坛讲座时，范垂省老先生告诉我，一次家谱文化研究会成员议论近些年哪一本家谱在社会上产生较大反响时，大家一致认为是《殷氏家记》。

《殷氏家记》出版后，登门来访，提出帮助和指导编修家谱者，络绎不绝。先后有:沈阳市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沈阳市政府医药管理局原局长，沈阳故宫博物院原党委书记，辽宁教育学院原总支书记，《辽宁煤炭》原总编等。他们都以《殷氏家记》的凡例和谱书为主要参照，结合本家族的实际，在2000-2010年间，相继编修出自家家谱。2016年9月，沈阳家谱研文化研究会在塔湾舍利塔举办家谱展览期间，沈阳建筑机械厂退休工程师赵文久参观后，与范垂省老先生交谈修谱的情况。他2001年退休后开始编修家谱时，到辽宁省图书馆借了十几本家谱，经过比较筛选，认为《殷氏家记》体例新颖，结构清晰，内容充实，简明易学，确定以《殷氏家记》为蓝本，从书名到标题，从体例内容，从凡例到谱书，从文字到照片，都临摹借鉴，仅用了一年多时间，就完成了《印氏家记》初稿的编修。

这些事实说明，《殷氏家记》的凡例及谱书，经历了二十多年时间的检验，也经历了多人参照其思路和经验编修家谱实践的检验，获得专业人士的好评和点赞，也受到媒体的重视和推崇。一部家谱这样的机遇和礼遇，这样的赞扬和宣扬，是难得的，不多见的。这是对谱牒文化的宣传和弘扬，对谱牒工作者的鼓励和激励。

2011年《沈阳晚报》记者采访结束时感叹：殷氏家族在北京、上海以及国外，有那么多人，其中不乏硕士、博士、院士、教授、研院员等，可偏偏是居于沈阳这一支，一位自学成才者，完成了家谱编著。记者的感叹恰恰说明，成就重修家谱这样的大事，不在于学历和资历，也不在于辈份和年龄，更不在于居住于哪个城市，根本点是对家谱文化的认知和尊重，对家族优秀传统和思想光辉的深刻感受，对家族思想文化继承和发展的责任担当。

七、对家谱文化交流的思考

这次座谈和讲课引发对家谱文化交流的一些新的思考。一是，改变了过去只在家谱文化研究会会员中进行交流的模式，扩展为与彭氏尚氏家谱文化联谊会联合，形成家谱编修者与具有高学历学者进行交流的模式，使编者获得理论知识，学者直接接触“地气” ，了解家谱编修的实际，促进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二是，提高了对家谱凡例重要性的认识，把家谱编写者的注意力和着重点凝结到凡例上，摆脱以至摒弃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无效耗费精力的状况；三是，听课者不仅了解家谱知识，倾听家谱故事，更获得家谱学术研究的思维方式、研究方法和研究路径的启迪，这是起长久作用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