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村现有人口1980人，和周围村庄相比，属较大村庄。本村除两户温姓人家，共12人外，其余皆是我李姓族人。由于历史、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原因，没有家谱传世。始祖何时来此地创家立业，繁衍生息，已无法知道确切时间，只有依据仅存的一点资料加以推测考证，以之告慰先祖、明示后人。
资料一：1991年的《中牟县志》
该志载：“明代，李姓傍古官北陂(古地名，在我村附近)东侧居住成村。原名陂东李庄，清同治年间演称今名(波东李)”，由此可以看出，我村应成型于明代。
资料二：新民家所传存的家谱图轴
据前辈讲，该图轴为全村神轴，该神轴供奉的始祖守知即是本族始祖。
该神轴在称呼始祖时上面冠以“明”字(“明”字不用以对祖先辈份的称谓)，谓之“明故高祖”，应是立此神轴之人想明示后人：始祖是明朝时代人。我们曾请教于熟悉纸张材料年限的人士，他认为该神轴使用的纸张产于民国年间，清朝时期不会有这种材料的纸。也就是说，该神轴是民国年间立撰。从民国到明朝，中间隔有近三百年的清朝，为让后人清楚地知道始祖是什么时代的人，故在始祖称呼上面冠以“明”字。
资料三：村南坟的碑文
该坟存有两座对我族史极具价值的碑文。一座是三世祖学书从村北老迁出、安葬于该茔并立为该茔（支）始祖的碑文，一座是该支族谱碑文。
该支族谱碑文立于1826年，碑文从三世祖学书成为该支始祖起到十世祖刘群止，系统地记载了该支八代男丁族人及其配偶。十世祖刘群当时应只有一岁左右，即生于1825年左右，因为碑文上十世祖仅有刘群一人，如刘群祖太大，则碑文上就不止他一人了。从十世祖刘群到始祖守知共有多少年呢，我们可以做一个大概推测。
我们已经知道从始祖到刘群祖已经十世了，如果我们知道每代人的间隔时间是多少年，就可以推算出始祖出生及定居的时间了。
那么，每代人的间隔时间是多少年呢?
我们以孔子家族为例。《孔子世家谱》记载了两千五百多年、七十余代的孔子后裔，该家谱因其记录的连续性和完整性，以及严谨的体例、翔实的资料，被称为“天下第一谱”，被吉尼斯世界记录认定为目前世界上最长的家谱。据该家谱所载，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其最后一位被封为衍圣公的是77代嫡长孙孔德成，孔德成生于1920年。从孔子到孔德成，共77代，2471年(1920+551)，平均每代间隔的时间是32.5年(2471÷76)。我们再来看一下他的77代孙到50代孙的时间间隔。因为这个时间段基本接近我族10—1世祖生活的时间段。孔子50代衍圣公名叫孔拯，生于1135年。从50代到77代共27代，785年(1920一1135年)，平均每代间隔29.1年。从这两组数据可以看出，孔子家系每代人的间隔时间是29.1—32.5年，由于《孔子世家谱》是我中华文明史上最完整、最准确的家谱，因而也最具代表性。所以学界普遍认为我国每代人的时间间隔是30年。
那么，这个人口发展的时间规律是否符合我族的实际情况呢，我们来看一下。我族有出生时日记载最早的世代是九世，即“登”字辈，仅有两人，一人是三门祖莹中登广公墓碑所记载的登广公，一人是现年52岁的国长之父登明。由于人数太少、与大多数族人辈份相差太远，故不具代表性。“登”字辈之下的“国”字辈，即十世，生辰时日清楚的有33人，占有后裔的国字辈的一半，因而具有代表性。我们对这33位国字辈后裔做了一个统计(统计表附后)，统计显示，10—11付的时间间隔是30.7年，10—12世的时间间隔是28.7年，10—13世的时间间隔是29.8年，10—14世的时间间隔是28.34年，10—15世的时间间隔是25.85年，10—16世的时间间隔是25.25年。表中15世共8人，16世仅有2人，因而这两世的代表性差些。10—14世人数最多，最具代表性。把这4代间隔时间加起来再平均一下(30.7+28.7+29.8+28.34)÷4，就是我族每代人的平均间隔，这个时间是29.4年。这和学术界的认定非常接近，学术界认为，每代间隔的时间是30年。
知道了每代人口生育的时间间隔，就可以推算出我族始祖存在的时间了。10世祖刘群生于1825年，从10世到1世，间隔9代，按孔子家庭每代间隔时间最短的29.1年计算，始祖应生于1563年(1825—29.1x9)，按我族每代间隔29.4年计算，始祖应生于1560年(1825—29.4 x9)，按学界认定的30年间隔计算，始祖应生于1555年(1825—30 x 9)，三种计算方法相差8年。由此看来，我始祖应生于1555—1563年之间。
一般来说，人到30岁左右才具备创家立业的条件，那么，我始祖迁移，定居我村的时间应为1585—1593年之间，即明朝万历年间。我村、我族的历史应从这时开始。据康熙十四年《中牟县志》卷五载：“明万历年间，知县陈幼学疏通大小河渠一百九十六道，……所以逃民近而二三百里，远而四五百里者闻风皆来。现在开种地土、修理房舍，俱成村落。共计复业者大秦里(行政区名，相当于现在的乡。我村附近的村庄皆属大秦里)一百七十六户，李寨里五百二十二户……”我始祖很可能就是那群“闻风皆来者”之一，在那时迁移定居我村的。
另据1985年《中牟史志资料》载，中牟水患严重，仅从1344年(元至正四年)到1887年(清光绪十三年)的三百多年间，黄河就决口21次，严重危害下游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我始祖老家是尉氏县水波乡老李村(族人口口相传，皆日始祖是老李村人)，是黄河泛滥重灾区，始祖孩童时期(1559年)，就有一次黄河决口，为寻生计，他们当然要逃往他乡。有迁出的必需，有迁入的机遇，我始祖迁移并在我村定居下来，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