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登封岳氏老谱的记载，可以推断出来，属于五支霆系的杭州通公，静海通(备)公，和属于三支霖系的东明通公，都有可能是登封岳家楼始迁祖忠良公的祖先。但忠良公毕竟只有一个祖先，哪个是呢?这就需要作具体论证：
首先看静海通公：静海通公在支系上与登封原谱同宗，迁入时间和传世代数相近，但同样存在断代问题。通公为十一世，而忠良公为十五世，中间缺失忠良公的近亲三代，即父亲、祖父、曾祖父。还有原谱中只说备公可能迁河南，并没有通公迁河南的记载，将忠良公接续，没有依据。
再看山东东明霖系后裔的通公，原来在家史考上为飞祖十一世孙，后因世次不对，在琛与宽之间增加了两代而成为十三世，通生访为十四世，无后人接续，如果将忠良公接入，恰好是十五世，这对被断代困扰了五百年的忠良公后裔来说，更具有吸引力。但在至关重要的两个问题上却缺乏依据，一是支系不符，二是接续无据。支系不符有两点，首先是和登封老谱不符，其次是在霖系谱册中支系不符。东明谱属岳念四支系，曹县谱属岳念一支系，而两谱中均有琦、源、通、访四代，访属哪一支系尚无定论，那么忠良公该接入哪支?接续无据是指东明、曹州两谱中并未发现忠良公其人，全国岳氏家谱颇多，十四世之后断代者更是屡见不鲜，这种轻率的嫁接方法实不可取，更何况在曹县谱中访已有后人接续。因此，接续东明世系，证据不足。
登封原谱上认定的五支霆系五世孙岳通，迁入时间和传世代数与其它两个岳通相近，但至今其后人无考，迁徒路线更是一无所知，但无考并不等于无后，迁徒路线的不确定也给我们留下了无尽的遐想。特别是土门之说和当时的历史背景结合起来，就会勾画出一幅隐姓埋名、背井离乡，艰难跋涉、漫长的迁徒过程。特别是元朝的野蛮统治，民族压迫和种族歧视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就是平民百姓也难以幸免。纵观岳氏家族谱册，断代的都以元朝居多，作为家族历史的谱册，有九代无名讳，不能说不是一种缺憾，但也只能是一种无奈的遗憾!
自忠良公定居岳家楼之后，其后人也不乏有识之士，为家族事业奔波忙碌，千方百计寻根问祖，正本清源，但终因年代久远，无因考证，费力、劳神、耗财，而不能如愿。近几代人多次欲连宗续谱，做过各种尝试，未能成功。近年来，曾派专人赴天津、走山东、奔安徽、下湖南，花费资金近万元，收集资料不少，但能够与岳家楼忠良公相关的资料不多。由此可见，不是后人不尽心，而是难度实在太大，无法实现族人梦寐以求的夙愿。
根据“老谱与新谱并重，以老谱为准；口传与文字并重，以文字为准”的修谱原则，在未发现新的有价值的证据的情况下，应该维持原谱中所述事实。要推翻原谱结论，必须具备下列条件：一是当地墓碑、庙记载有忠良公身世和迁徙路线的内容；二是发现当地更早的谱册(1930年以前)，并与30年谱意见相佐的；三是外地岳氏谱册中发现有忠良公名讳，无后人接续，生卒年代相近，或者明确记载迁河南登封的。否则，很难推翻其原有结论。作为后人，我们相信维藩公当年修谱时也和我们现在一样，经过了一番艰苦的调查和考证的。我们现在之所以争论不休，实际上是进入了一个刻意运求完美，而忽略了修谱原则的误区。殊不知完美是相对的，而不完美是绝对的，十全十美是根本不存在的。而作为国家历史重要组成部分的家谱，要的是真实的历史再现，因而应该信者存信，疑者存疑。不必要、也不应该为追求完美而改头换面。
当然，我们也不能讳疾忌医，应该在肯定老谱的同时，对原谱中明显的失误和不详之处进行释疑：
一、岳瑶确实未迁山东。宋理宗赵昀皇帝景定二年(1261)追封王之三代及部下六将时，瑶封朝请大夫，在朝为官。此时长江以北均被金人所占，因而瑶不可能迁山东。但瑶未迁山东，并不能说莫后人未迁山东。目前，瑶的后裔以安徽居多，能迁安徽，为什么发有可能迁山东。既然其后裔有迁山东的可能，那么，郓城之土门之说也就有了可能。
二、岳通后裔无考的论证。据史料记载，杭州岳通公是飞祖五堂裔孙，生卒年月无考，其后人亦无考，仅知他于咸淳四年（1268)重建过岳王庙，并撰写过碑记，我们不妨推算一下，岳飞，生于1103年，三十五岁生岳霆，即1138年，按每代25年计，霆传通己历三代为75年，通公出生年代应为1213年前后，至通公修岳王庙对直为50多岁，十一年后元取代南宋，通公时年六十多岁，在正常情况下，应该已是儿孙满堂。但其后人无考，是何原因。我们说无考并不等于无后，其理由有二：一是按照封建礼教，不孝有三，无旨为大。通公作为官宦之家，殷实大户，三妻四妾也能做到，不至于绝后。二是通公有胞弟岳运，生两子名显孙、相孙，而相孙出继二门岳玛之后岳迁。按照封建习俗，通公如果无后，运公的儿子首先应过继给长门长子的通公。之所以将相孙过继给岳迁，说明通公有后而不必过继。
通公既然有后，那么其后裔哪里去了?登封岳氏宗谱认定通公为本支祖先，又是从山东郓城之土门迁出，说明山东境内还有通公后人，只是融入其它支系而无从考证罢了。
三、九世之说确实存在，无可争辩。老谱中有通传九世而生忠良，把忠良公定位在飞祖十五世孙的位置上，这是历史的事实。但为什么在原谱的世系部分又出现通与忠良直接接续，产生通生忠良的歧意昵?那就是在文革时期，原谱作为四旧即将被焚毁，原谱的抄录者在情急之中，将传九世之说一时误漏所至。老谱的编篡者决不会出现这种明显的错误。如果将通生忠良做为一种依据，显然不能成立。首先是世次不对：岳通为飞祖五世孙，通生忠良为六世孙，忠良白今传二十代，总共二十五代，飞祖生于1103年至今905年，平均每代36年还多，显然不符合人类繁衍周期的一般规律。更何况杭州通公属宋朝末年人，怎么能在间隔200多年、跨越三个朝代之后，又生一个明朝中叶的忠良公呢?因而通生忠良之说是站不住脚的。九世之说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四、土门之说确实有之。原谱的编篡者维藩公自称足未履鲁邹之乡，为何能确认忠良公来自山东郓城之土门?说明在他修谱之前，肯定知道一些详细传说，或是老谱记载、或是口碑传说，决非空穴来风。不然天下之大，地名之多，为何偏偏只说“郓城之土门?”而且经此次山东实地查寻，虽当地现存史料无载，但接待人员回忆；十多年前，周口某地也曾有人到此查寻土门。登周两地相距数百里且不相识，为何同寻一地?说明古时确曾有过土门。但时至今日，经多方考证，尚未发现土门所处地理位置。也许历史上确有土门，只是由于年代过久，再加上水患无情，早已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也许土门仅是一个方位，或是二个地貌特征也未可知。我们只要承认忠良公的祖上曾在山东地面繁衍生息过也就行了，具体细节无法深究。
据有关史料记载：元朝灭宋之后，实行种族歧视政策，把蒙古人视为头等人，二等人是色目人，三等人是宋朝南迁的北方人，四等人是南人。并将南宋臣民强行迁回元朝政权相对巩固的北方，以利于管理控制。在这种形势下，作为抗金英雄岳飞的后人及其子女，不可能不怀有恐惧心理，隐姓埋名向北方迁徙，忠良公的祖先也不例外，在向北方迁徙的过程中，曾途经山东曹州府郓城落藉，并与当地的岳姓家族溶为一体，为了确保家族世次不乱，代代相传，把飞祖后裔和各量的传世代数，准确无误的记了下来。时间向后推移了二百多年之后，忠良公离开了山东，迁登封岳家楼，再传几代，后人中有出类拔摹者始修谱册，终因年代久远，耳目之不及，忠良公之前名讳实难记述清楚，推算下来已历九代，依次延续，时至今日。做为反映家族历史的谱册来说，断代续谱不能说不是一种缺憾，但也是特殊的历史原园造成的。在我们的谱册中，我们的始祖从受姓开始，不也是以传几气的方式记述下来的?近代岳姓谱册也有断代续谱的先例。比如说四川总督岳生龙所编永泰谱，大家认为是争议很少的谱册，不也是从十六世开始断代续谱的?因此，大可不必因九世名讳失考而让宗亲背上沉重的心理负担，甚至对祖先的结论产生质疑。只要我们尽心尽力为家族办事，如实记录家族的发展轨迹，我们这一代人就可以称之为无愧于先祖的后人和无愧于后人的先祖。
本文作者系登封市岳家楼岳氏宗谱编委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