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训家规的治家思想是余氏伦理道德的集中体现
在余姓家族中，父母为了使子女能成为有用之才，不惜谆谆教悔、循循善诱，把自己积累的经验、知识，以及对世界的看法、立身的要领、处世的诀窍，都毫无保留地传给后代，希望他们能成大器。可见，家训家规是余姓伦理道德的基本要求。余氏宗族中的历史名人余玠的“家训十则”便是余姓伦理道德的集中体现，其内容是：事父母、教子女、尚学习、严职业、戒赌博、敦俭朴、睦族邻、慎交游、端家范、守国法。他认为子女应该教育，以勤为本，免生惰性，立志进取，学做好人，多谈贡献、少讲索取。子女要奋发学习，光我族民，振兴中华。要严于职业，刻苦钻研，利国利己。他认为，勤能发家，俭可养廉，勤俭节约，能为国聚富，为家聚财。他提倡族邻和睦，待之以温厚，不分亲疏，处之以谦，互有包容之量。与人相友，守信相助，扶危济困，扶孤惜贫，博爱精诚。他认为交友之道，如近芝兰，“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交好友，不与奸邪者交游。交坏友多害，如近豺狼。交好友可以励志向上，有助于成大器。作为一个公民，还必须遵守法纪，时刻警戒自己，要慎言慎行。这其中包涵了典型的古代文人所推崇的“正心、修身、齐家”儒家思想，而这其中的精神内涵，在今天看来，仍十分珍贵并具有借鉴的积极意义。
从政治国思想，是余氏文化的又一大亮点
历史名人余靖《从政六箴》是治国思想的重要体现。治国首先要从为官者入手，大政方针制定了，干部就是决定因素。这方面他不仅为余氏子孙从政为官做了表率，而且对今天的从政者仍有积极的意义和警世作用。
《从政六箴》是从“清、公、勤、明、和、慎”六个方面规劝告诫从政为官者。
其一要树立正确的为官思想，懂得做官之道先要学会做人，要自身清。因为“政为民纲，清本士节。立于寡过，先严自洁。”说明为官者要保持清政廉洁的重要性。在他看来，为官之过的根源在于“贪”。因此，要“立于寡过”，必须“先严自洁”，不断加强自我品行的修养。若不择手段获取财物，中饱私囊，“罪盈于贯”，就会“阳诛阴罚”，没有好下场。
其二，“公”。即办事公正。“公”即公平、公正、公道，合乎道义。为官者办事必须“抱公绝私，是为率职”。余靖认为主持公道，秉公执法，是一切官员应有的品德。他分析了造成为官不正、执法不严不公的五条原因，并呼吁为官者必须切忌。怎样才是主事公正、秉公执法呢?他用几个比喻阐明了这个道理：“尺概绳直，珪方砥平，如止水斯鉴，不牵不情。”意思是，执法主事时，应该象量东西的尺一样正，像木匠测量直线的绳一样直，像珪那样方正，像磨刀石一样平正，像流动的水照物一样，不受感情的干扰。这样，执法主事时才能达到公正公平。
其三，勤则政宣。这是余靖从为官者自身素质讲的。他认为国家的兴衰强弱直接与政府官员勤惰、品质的优劣有密切关系。正所谓“得贤则兴、失贤则亡”。因此，“官惟择贤”，这是勤政的前提。为官者，怎样才能使自己成为“贤才”呢?“恪恭修德，厥德乃全。黾勉励志，其志乃专”，“怠则废职，勤则政宣。”“犹勉于勤，奉之周旋”，只有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尽职尽责，才能把政事办好，把国家治理好。他还用正反两个方面的事例论证了勤官与怠官对国家治理会造成两种绝然不同的结果，进一步说明了从政为官者“勤”有多么重要。
其四，明辨是非，即是具有明辨是非的能力。他认为，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巧诈行端，奸邪万计。”接着，他列举了奸邪者贯用的十一种为非作歹的手段，提醒从政为官者，不要高高在上，犯官僚主义，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弄清事情的真伪。为此，一要有一个“轩铜镜”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二是要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善于鉴别事物是非的能力。放下身子，“舍状探情”、“尔妍尔丑”，“安能遁形”?是为经验之谈。
其五，中和适度。这是从工作方法上来讲的。他认为“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为官者必须以和为准则，体现在为人处事、协调人际关系的行为和状态上。在处事时，既不能欺凌上官，又不能轻视部下，不能把“凌”和“忽”对立起来，否则都会失偏颇，难以从政的。如何把握这个度呢?就是要中和稳妥。既反对“刚而又方”，又反对“柔而又圆”，只有“济之中和”才可以从政。这种“中和适度”的工作方法，对于我们今天认识事物、处理问题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其六，谨慎行事。“慎”是余靖《从政六箴》中最后一箴，是力劝从政为官者谨慎行事。为什么要谨慎行事呢?因为官场斗争十分激烈，官路太危险。接着他用比喻来说明官路太危险的道理。因而从政者要谨慎行事“动而三思，静当有虑”。否则事物就会走向反面，“狠则多事，傲则众怒”、“欲纵者终闻败度”。这些忠言，仍然是为官者立身行事的一剂良药。
（作者系光山县余氏宗谱编委会委员余自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