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子俊(1913-2006)，出生于济源梨林大许村一个普通家庭。他7岁入私塾，15岁从济源第一高小毕业考入省立第十三中学。当时每逢寒暑假回家，他就与同样在外地求学回家的青年聚在一起，通过交朋友、谈时事等形式，接受了他们传播的革命思想，开始投入中国革命的洪流，不久就参加了党继新、史德秀、卫子杰等发起组织的学生联合会，并任第一高小学生会会长。
1927年夏，中共济源地下党通过县学生联合会发动了一次反蒋大游行，段子俊和学生们一起走上街头贴标语发传单。不久，段子俊加入了党领导的革命群众组织——县红色互济会，继而担任互济会主任，并于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又担任县委、省委的交通员。1932年，黄背坪起义失败后，段子俊从济源辗转开封向省委汇报工作，此时正值中央要选派一批有文化的青年去苏联学习，段子俊有幸被选中，不久就去了莫斯科，进入位于沃利罕戈大街的列宁学院学习。当时在列宁学院学习的中国学生有李立三、李维汉等50多人。进入列宁学院不久，恰逢共产国际召开执委会，因段子俊刚从中国来，对国内情况比较熟悉，被邀请参加会议的筹备工作，并代表中国参加了国际红色互济会会议。为了尽快掌握俄语，段子俊夜以继日发奋苦学，连星期天都没有好好休息过。3个月后，他便能结结巴巴地充当翻译了。一年后，段子俊又被调入共产国际交通部主办的无线电工程学校学习。由于刻苦钻研，获得结业比赛第一名，受到了很特别的奖励，即乘坐“高尔基号”飞机在空中观赏莫斯科景色。在苏联期间，段子俊还随同陈云、滕代远同志执行了一次去新疆迎接我西路军的任务，为西路军送去苏联支援的汽车、被服、食品和武器，并在迪化(今乌鲁木齐）给西路军300余名将士上了数学课。
1938年，段子俊带着呼号密码回到延安。随后与张闻天夫人刘英一道把从苏联带回来的新密码调配研究分析。段子俊亲手对原有电台设施进行重新安装调试，终于与莫斯科电台首次联络成功，从而使毛主席与斯大林能够直接联系。这是当时我党通联工作的一个重大突破。为此，中央书记处专门对段子俊进行了书面嘉奖。在枣园，还为毛主席办公的窑洞内安装调试了无线电话。在延安，段子俊先后任军委三局(主管通联）科长、处长、通讯器材厂厂长等职。1939年6月，段子俊又调回枣园，在康生直接领导下的敌区工作委员会任四部部长，负责敌占区通讯联络工作以及与共产国际和苏联方面的联络工作，并为康生当翻译。
1945年抗战胜利后，段子俊被调往东北与彭真、陈云、伍修权等一起与苏军接洽接管东北政权事宜。段子俊被任命为东北联络局局长，并授予上校军衔。一到沈阳，他就很快指挥安装好了与延安联系的电台。彭真同志当面称赞他是电讯高手，太能干了。在东北，他还利用精通俄语的特长，为肖华、黄永胜、黄克诚等与苏联方面会谈当翻译。一次，彭真同志交给段子俊一项特殊任务，让他到中苏边界直接与苏方接洽，请求苏方给我军以武器援助，并派一个团长带一支部队专门护送。段子俊他们前往苏联途中不时遇到国民党残军和当地土匪的袭击，几次虎口脱险，历时八天才到达绥芬河中苏边境地带，与苏方一将军会面，圆满完成了任务。1946年夏，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刘亚楼提出利用旅大由苏联控制的有利条件，在大连创办我军急需的无线电工厂和学校，培养通讯技术人才，让段子俊负责此项工作。当年七月，段子俊以联军总部特派员的身份偕同夫人兰梅及两名警卫员，辗转图们、平壤、安东到达大连，办起了光华电器总厂及关东电讯工程学校。段子俊亲自担任厂长和校长。不久，工厂即达到年产100台手摇发电机、200台无线电发报机的生产水平，不仅有力支援了东北和华北的解放战争，而且还为我党我军培养了一批电讯专业技术骨干。对此，中央领导给予了高度评价。
1948年以后，段子俊同志在学术界名气渐长。他先后牵头负责了“大连大学”“中苏远东电业公司”等重要学校企业的创建工作，并首任大连大学党委书记和远东电业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他还牵头筹建了东北第一个军工企业集团——建新公司，为我军生产作战急需的各种炮弹等。1950年10月，朝鲜战争爆发。由于沟通前线的通信联络经常遭到敌特破坏，段子俊又被中央紧急调往沈阳，任东北邮政总局党委书记，有力地确保了党中央毛主席与志愿军的电讯联络。1952年12月19日下午，时任东北局书记李富春再次紧急召见段子俊，传达党中央决定，让段子俊迅速赶回北京，负责成立新中国航空工业局的工作。段子俊匆匆赶回北京，连续参加了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西花厅主持召开的“航工”筹备会，同与会的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重工业部代部长何长工以及粟裕、陈士榘等一起商讨航工发展大计。
1951年1月11日，根据周总理安排，何长工、段子俊、沈鸿3人组成的中国政府航空代表团，前往莫斯科与苏方会谈，请苏方帮忙启动中国航空工业建设工作。在这次谈判中，段子俊协同何长工根据中央精神，就航空工业建设道路和原则、生产规模及聘请专家等问题与苏方达成协议，并坚持苏联援建项目在中国设计而不是对方原先安排的在苏联设计，从而加快了航空工业六大主机厂的建设进程。同时在段子俊提议下，增加了派修理列车(即活动工厂)来华的谈判内容，为及时完成我军在朝鲜作战飞机的修理任务创造了有利条件。
1951年3月从苏联回来后，他立即投入到中国航工的创建工作中。4月17日，政务院（即后来的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正式决定成立由聂荣臻任主任、李富春为副主任，刘亚楼、何长工、马文、段子俊为委员的航空工业管理委员会。4月18日，根据中央决定，设立航空工业管理局，由段子俊任局长。新中国的航空工业是在抗美援朝中诞生的。当时入朝作战的志愿军空军的数百架苏制飞机大批发动机亟待修理。航工局成立后，段子俊根据中央“边打边建”的方针，一面抓航工起步工程，一面抓前线急需的飞机修理工作。在他的领导下，很快在哈尔滨、沈阳、南昌、株洲等地建起了六个主机生产厂，并组织企业领导及员工努力学习掌握修理技术，在保证技术人才充足的基础上做到新建企业与修理飞机相结合两不误。此外段子俊还提出“航空产品质量第一”的方针，对日后我国航空工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1951年8月，根据周恩来总理“中国航空工业的建设道路是先修理，由修理发展到制造”的指示，段子俊与何长工联名向中央军委提出航工3至5年发展计划方案。方案经聂荣臻、陈云、李富春研究后正式呈报党中央毛主席，毛主席批示“照办”。这个3至5年计划方案的重点目标是，3年出教练机，5年出喷气式歼击机。按照这一计划，1954年、1956年，我国先后试制成功“活塞式”教练机和喷气式歼击机，结束了中国人不能自己制造飞机的历史，成为当时世界上能够掌握喷气飞机制造技术的少数国家之一。当1954年7月26日中国制造的第一架活塞式飞机在中国工农武装打响第一枪的南昌首次升空后，毛泽东主席专门发了贺电。1956年8月，在段子俊带领下，首架国产米格——17喷气式歼击机试飞成功，比预定计划提前了一年。9月8日，聂荣臻等参加了庆祝大会，现场观看飞行表演。周恩来亲自批准颁发奖金20万元以鼓励研制单位。毛泽东分外高兴地说：“自盘古开天辟地以来，我们不晓得造飞机、汽车，现在开始能造了。”
航空工业素有“工业之花”之称。新中国航空工业的蓬勃兴起，对我国冶金、电子、机械等各项基础工业和技术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带动作用。“航工”创建之初最缺乏的是人才，为发展航工人才教育，段子俊在主持航工期间，主导扶持创办了1所航工大专和4所中专，为我国航工发展培养了一批精英人才。1963年9月中央决定成立航空工业部(即三机部)。段子俊作为该部主管生产业务的第一副部长，常年奔波在生产科研第一线，为航工发展鞠躬尽瘁、奋斗不息。
1973年3月28日，毛主席亲自批准任命段子俊为航空研究院院长。半年后，航空研究院与航工部合并。从此，航空科研、生产再次汇聚一起，段子俊分工主管科研、新机械研制、教育和外事等工作。
1978年4月，段子俊主持领导了对英、法、西德和美国的多次谈判，先后引进了机载雷达、平视仪等7项电子设备，改装了歼7飞机，加快了歼8和飞豹等新型战机的列装进程。从1979年开始，先后与中东、非洲等10多个国家签订了多种类、数百架飞机的出口合同，总金额达几亿美元，为我国航工的进出口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
1981年，段子俊退居二线，担任航工部顾问、科技委主任、中航公司副董事长等职。后又任航空工业史编审委主任，主持《航空工业史》的编纂工作；1984年，他光荣离休。1988年5月，陈云亲笔为段子俊题写了一幅中堂：“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相扶持；明年更有新生笋，十丈龙苏绕凤池。”这是对段子俊这位中国航空工业的奠基人、大功臣最好的评价和肯定。
段允生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