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讲（郭树伟主讲）
第五讲：“王亥服牛”与古代中国科技文化（郭树伟主讲）
2022年10月28日，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习近平总书记仔细观摩青铜器、玉器、甲骨文等出土文物。他感慨地说，“殷墟我向往已久”“新形势下，要确保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有人做、有传承。”“要通过文物发掘、研究保护工作，更好地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关于甲骨文的起源时间还是一个没有明确定论的问题，笔者认为，夏代中期，商部落以“王亥服牛”为代表的科技文化之迅猛发展促进了本部落的畜牧业、商业、交通运输业的飞速发展，是商代有部落走向国家的重要历史契机，这一科技的深刻变化，社会的深刻变化，是导致早期图画“文字”向真正意义文字——甲骨文迅速出现并完善显的物质基础。从某种意义来说，夏代的中期的甲骨文突然崛起，迅速成为各部落之间的“国际语言”， 公元前1730年左右可以认定为甲骨文产生的重要年份。
殷先公王亥是商族历史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人物。关于王亥及其事迹，《易经》《山海经》《竹书纪年》《楚辞》《吕氏春秋》等书均有记载。其中《山海经·大荒东经》关于王亥一节，其文如下：“有困民国，勾姓而食。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河念有易，有易潜出，为国于兽，方食之，名曰摇民。帝舜生戏，戏生摇民。”根据殷墟卜辞所记，王亥是唯一的一个商族先公先王名称上冠有图腾鸟的人物，《诗经·商颂·玄鸟》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是商族认为王亥应是本族实际意义上的始祖。王亥还是殷墟卜辞所记商族历史上第一个称王的人，这表明商族在王亥时期由于实力增强已经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政治实体，或者已经建立起一个相对独立的地区方国政权，所有这些文献资料都表明了王亥在商族历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这种崇高的地位显然来自于他对发展商族所做出的重大历史贡献。
王亥是中国商业的创始人。《尚书·酒诰》中的商人“肇牵牛车远服贾”相联系，说明王亥是赶着牛车去外地做买卖，从事交易活动。“王亥服牛”，使得商人有可能借助畜力走向更远的地方，这种历史进步丝毫不亚于后人的蒸汽机发明。王亥饲养、放牧牲畜，这为商部落借助畜力进行贸易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在此基础上，商部落掀起了一场更为深刻的经济革命，这就是商业贸易。
甲骨文出现在商部落的偶然性和必然性。根据语言学的发生规律，近距离的同部落，相近部落的贸易可以不借助文字，仅仅依靠语言即可。而远距离的贸易必须借助文字，商人需要标记自己的货物的种类和数量，这在部落内部不是必须的，可是远距离的部落贸易则是必须的，河南的土著人可以不依靠文字，而河南的土著人和广西的土著人贸易交往，必须依靠一定的文字符号，否则不可能完成贸易，或者说完成大宗贸易。随着商部落“肇牵车牛远服贾”不断扩大活动范围，也就是说，生产力的发展需要使得文字的产生成为一种必须的可能。这种语言现象即便近世也是存在，全国各地各有方言，但是作为政府系统使用官方的文言书写系统一直到近代都存在的事实，也就是说产生一种官方的“国际”的语言和普通各地并存的方言系统是可能的。原始的部落部族可以使用自己的方言和简单刻画符号，但是对于远方而来的“商人”，他们要进行贸易，可能逐渐认识了商部落的“甲骨文”。其次，商部落的大规模的畜牧业发展提供了甲骨文的物质材料——文字的载体，牛甲骨。商人大规模的祭祀活动同样也产生了另一种文字载体——龟甲。这两种文字载体出现在商部落具有偶然性。
刻画符号产生的一种猜测：大片的牛甲骨可能在运输的过程中或者其他原因而断裂，烤牛肉也可能烧裂牛甲骨，祭祀使用的龟甲骨产生的断纹和点画启发了商人的文字造型能力，产生了点、横、竖、撇、捺各种符号，当然这几种符号是后人不断提炼的结果，实际上，商人的原始文字可能有更多的基础刻画符号，这些都是容易理解的。占卜师给凌乱的牛甲骨裂纹和龟甲裂纹的分析、归类和提炼：祭祀和占卜产生的裂纹是随机的，也许这种裂纹的长度和大小和方向与烧灼的火力有关，和乌龟的年龄有关，和乌龟的种类有关，但是，这些占卜师必须做得一件事就是从这些无序的裂纹中找出共同的纹路，然后讲出自己的占卜思路，预测事物的发展方向。占卜本身就是从偶然性中寻找必然性启迪的一种仪式，事物发展有偶然性和必然性，龟甲的开裂也有偶然性和必然性，龟甲开裂的偶然性有上述各种因素，但是作为龟甲的开裂必然也有一定的纹理。这就为占卜师提供了一种方便，把龟甲开裂的偶然性和必然性比附到事物发展的偶然性和必然性之中，从而产生了某种心理效果。这其中一个必然的事件就是占卜师需要给凌乱的裂纹做一分析和归类，给自己的论断提出“龟甲”神启的依据，比如说某次出现了“人”状裂纹，占卜师给出什么解释，出现“井”状裂纹，又给出什么解释，占卜师必须有一定的规则和规律，否则不能自圆其说，其论断就必然受到质疑，这就要求占卜师记下各种形状的纹路，增加自己占卜的说服力，甲骨文就这样诞生了。
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有册有典，这意味着商部落已经注意文献的收集。典册就是书，说明了早在商初就有了记事的简册，也就是说有了书，这也是中国最古的书籍。这里的“殷先人”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是否可以直接追溯到王亥时期，或者上甲微时期？王亥在甲骨卜辞中被直呼为王亥、“高祖王亥”?或省去王字简称“高祖亥”?这种既称高祖又称王或并称的现象，甲骨卜辞中不多见结合对其隆重祭祀分析，说明其崇高的地位或在商族发展史上的特异功劳，故有人倾向于王亥即契。
夏代时期可能不同的部落内部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简单的刻画表意符号，远距离贸易的需要和甲骨文的丰富性和规范性，这种规范性来源于占卜师们的归纳和总结，使得甲骨文迅速成为一种“国际”通用文字，一如近代航海贸易的发展使得英语在一定时期成为一种“国际”通用的“霸权语言”，这种霸权语言是和英国先进生产力结合在一起，我们可以想象王亥时期出现的“甲骨文”在历史的特定时刻，也成为了各个部落之间的一种和商部落先进生产力结合在一起的霸权语言。其他部落相对落后的刻画文字迅速的被取代，被淹没，抑或被吸收到甲骨文文的符号系统中来。
王亥生活的历史时期和夏代帝泄生活在一个同一的历史时期，如果夏代中期帝泄（前1730年-前1706年）的历史时期可以被准确的断代，那么甲骨文产生的历史时期就可以认定为这一时期，甚至可以把前1730年称之为甲骨文元年。这样我们有理由认为，甲骨文是夏朝时期商部落的语言文字，夏代的文字就是甲骨文。而夏王朝的刻画符号系统有可能被吸收到甲骨文表意符号里面了，我们就不必汲汲与寻找夏朝文字了，甲骨文的迅速普及可能是一个比我们想象还要迅速的过程。公元前1730年称之为甲骨文元年。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党创新理论的‘根’，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是‘两个结合’。”“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从未中断，塑造了我们伟大的民族，这个民族还会伟大下去的。”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时说的这些话，是透过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漫长发展史的深刻洞见，更是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上不断夺取新胜利的豪迈宣言。作为河南的社科人员，坚定文化自信，发扬老一辈学人的家国情怀和优良学风，深入研究甲骨文的历史思想和文化价值，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为推动中华文明发展和人类社会进步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作者：郭树伟，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黄河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