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父程明德，字子良，诞生于辛亥年十月初一日(1911年11月21日)。家母张氏，诞生于己酉年腊月二十七日(1910年2月6日)。今年（2011年）是父亲诞辰100周年和母亲诞辰101周年。
父亲幼年丧母，所以从小缺少母爱。这使他刚强的性格从小就得到锤炼。他通过自身的观察、实践，既体会到人生的艰辛，更追求做人的尊严，所以他对自己的要求十分严格，不怕辛苦，勤劳好学，自立自强，光明磊落，正直做人。母亲的娘家在太平张家石埂子，是殷实的大户人家。但自从和父亲结婚以后，就变成为穷苦人家的主妇，母亲经受了无数的磨难，为了生计，为我们这个家，为我们姐弟妹三人，付出了她的一生。
解放前我们家既无田地，又无房产，父母是贫苦农民。父母既做到了“人穷志不短”，又非常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和培养。父母用他们的言行教导我们要正直做人、认真做事、勤劳节俭，培养我们独立生活的能力和自强不息的精神，要求我们要“自己管住自己”，指引我们“知好歹、明事理、长本事、走正道”。他们的高尚品德和长远眼光的确与众不同。以下是我们接受父母教诲、铭记父母恩德的点滴记录。
1.父母的辛劳刻在了我们脑子里
为了抚养我们姐弟妹三人，父母非常辛苦。父亲运川芎时，我从七八岁起就给父亲拉车子。一个七八岁的孩子能有多大劲？最重要的是让我看见、亲身体验和记住了父母的辛劳和不易。母亲早起给我们父子俩做饭，吃完饭，父亲推着鸡公车，一步一步地往前走，要一个多小时，到东禅寺才天亮。试想，母亲一天能睡几个小时！父亲头顶烈日，推着车子艰难地行走在鲤鱼沱河滩的沙石堆里，头上扎着两根稻草结成的头箍，一滴一滴的汗水不停地从稻草顶端滴落到地上。张连三家炕川芎的活路是由父亲和杨炳炳、陈茂如两个长工一起完成的。在往仓房里倒川芎时，他们轮流抬着大抬框，缓慢地、一步一步艰难地走在陡峭的木板上，父亲是既“当短工”又“当长工”。推川芎到成都，三天一个来回。我随父亲去成都一次，就知道如何用一把稻草做点饭吃，就知道晚上睡在硬板上，难怪父亲在一个月内往成都一连跑十个来回，最后腰肌劳损的腰伤复发，躺在床上连身都翻不了！父母的努力和辛劳从此就刻在了我的脑子里。
2. 知好歹，学会自己管住自己
父亲常告诫我的话是：“你家是什么情况你不知道？”“你能同（别）人家比吗？”父亲的意思是：①我们家是佃农，无田无房，而别人家有，我们的父母要比别人的父母辛苦很多；②别人家有哥哥兄弟，弟兄之间有帮手。我们家就我一个男孩子，只能学好不能学坏。③明白这些道理，就要自己管住自己。我在上学之外，就跟父母学干田里活路，回家就帮父母干点家务，姐姐、妹妹从小就学缝补衣服，喂猪做饭，田里的活路也照样要跟着一起干。父母不许我们“东家长，西家短”的说别人家的事，更不许我们翻是非。我们也听从父母的教诲，不讲吃，不讲穿，吃、穿、玩都不同别人家的孩子比，尽力帮父母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自己管住自己，不为父母添乱，不让父母操心，不给父母丢脸。
3. “人家说你是为你好”
父亲年轻时也曾经睡过懒觉。我家租种的田和租住的房子的主人张秋平总是在每天早晨来催叫父亲起床，还总问这事干了没有，那事你打算怎么安排，等等，有时还对父亲进行批评。开始父亲心里不高兴，认为他是多管闲事。时间久了，从张秋平手下学到了怎么管住自己，怎么样计划和安排田里的活路和家里的事，什么事应该怎么对待、怎么办，等等，这才心生感激之情。所以父亲就常告诫我们说，“别人夸你好不一定是真为你好；别人说（提醒、批评）你，那才是真为你好，至少是对你的提醒和帮助。”这是父亲从被张秋平“说”中体会出来的，我们也从中学到自己把握住自己，虚心向人学习的道理。
我们外祖父最小的弟弟叫张子舟，我们叫“么家公”。1949年以前，么家公做清油（菜油）生意，在石羊、太平是有身份、有影响力的人物，对我们家也不错。么家公名下最小的儿子叫张思义，1950年在成都上高中时参加解放军，转业后到汶川地区当老师，不知何故，后被辞退，回到太平张家石埂子乡下务农。但张思义是一位从未干过农活的人，回到农村后困难重重，最后是破衣烂衫，像个叫花子。父亲知道后，有一次专门去太平赶场，找到张思义以后，父亲狠狠地“说”了他，批评他不该自暴自弃，应该振作起来，学做活路，自己养活好自己。从此以后，张思义像换了个人，边学边干，后来不仅能自己养活自己，还能对他的侄子提供一些援助，穿戴也整齐干净了，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但他总忘不了当初父亲对他的帮助。
4. 读书劳动两不误
“你在外边读书归读书，回到家，我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我见得多了，有人在外边做点事，就显得了不起。但饭碗一倒（丢），回到家什么也不会干，（凄）惨到在茶铺子里捡烟锅巴，比我还不如。”这是父亲常对我说的话。这些话的意思是：①不阻拦我上学读书，即使在家里没有钱给我交伙食费的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也是如此；②回家就得劳动，什么活路都要学，不能怕脏怕累，更不能这也瞧不起，那也看不上，眼高手低。要能进能退、能上能下，有回农村也不怕的准备；③不许有“读书”、“在外做事”的臭架子。因此，在与我同龄的学生中，我是干活最多的。到高三时，还同队里的其他人一起从石羊街上挑大粪回生产队，这是其他学生都没有的经历。这些实际的磨练使我能够吃苦耐劳、脚踏实地、不慕虚荣，也增强了独立生活的能力。
5.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支持我完成学业
解放前我们家无田无房，父母一直以租田和辛苦劳作为生。解放后划成份，按共产党的政策，我们家应该是贫农。可能是因为我们家有完整、好用的整套农具和半头耕牛，衣食无忧，就错误地给了我家一个“上中农”。因为是上中农，所以当我在上中学后申请助学金时，学校根本不予考虑。加上家里的经济状况已经不好，初中三年只好走读。交学费要钱，家里的花销也要钱，父母就开始一根一根地卖掉原来准备修盖三间房子的木料。上高中以后，学校离家40里，必须住校。住校要交伙食费，所以最后把三间房子的木料全部卖光了。到后来连伙食费也交不起，在最困难的时候，就自己抓点米放在搪瓷缸子里，由食堂蒸饭时免费蒸点米饭，再沾一点辣椒面当“菜”吃。1958年到成都参加高考时，全班同学都坐汽车走了，就我和郑光宇是用两条腿从灌县走到成都的。
1961年暑假前，我离家到北京上学已经三年，因为无钱回家，但又思家心切，便要求父母照张相片寄给我。当我见到家里人的照片，看见父母像死人一样的面容时，在暑假时坚决地从学校退了一个月伙食费的助学金12.5元，买慢车的学生票，单程一个星期，北京—灌县—北京跑了一个来回。到家后，父亲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差一点就见不到你了！”伸出舌头，黑了半截；掀开帕子，头顶上黑了一大块。原来是因为饥饿，不知吃了什么东西中毒之后，差一点丢了命。
1961年妹妹程述秋见了我这个哥哥，说：“公共食堂时，冬天天冷，不忍心让父母去食堂端饭，就自己去。去早了，因为冷，想挤在灶脚下烤烤火，有人就用烧红的通条对着我说，‘你敢过来就用这个捅你！’”穷凶极恶之状，立刻展现在我的面前，悔恨自己不但没有在父母面前尽到孝心，还让幼小的妹妹被人欺侮。所以到家的第二天我就同父亲一起劳动，在与陈启安一起分的一块田里种红萝卜，以便父母用红萝卜来充饥，度过那段艰难的岁月。
在我求学的整个过程中，全家人就是在这样的困境中一步步地走过来的。但是，即使在极艰困的情况下，父母从来不对我讲家里的困难，更没有像其他家长一样阻止自己的孩子求学上进。在我工作以后，除了为母亲准备寿木，父亲要求我寄点钱这一次以外，父母从来没有向我提出过要东要西的任何要求，总是以实际的行动继续支持着我。
6. 干好事不干坏事
1）大约在1947年左右，张秋平邀约父亲去“走山”，计划由张出资买货，请人运输，由父亲持枪押运到汶川一带换成鸦片，再运回来。这是一本万利的事。张秋平承诺所得利润对半平分。这样的条件对穷人当然有吸引力，而且张秋平还有恩于父亲。但此事仍被父亲拒绝。因为他认为，鸦片本身是毒品，是害人之物，不应沾；在父亲的弟兄四人中，其余三人已先后去世，只有父亲一人在世。“一林子鸟，一个不叫，难道个个都不叫？！”这是父亲的原话。父亲对自己的要求是再苦再累也要走正道，干正事，要为祖先争气。
2）张秋平的大儿子和儿媳为小事闹意见，打嘴仗时说错了话，此事传到张秋平亲家代家，引起代家强烈不满。代家与我程家是老地邻，同张家一样也是大户人家。此事被父亲知道后，他张家、代家两头跑，居间调解，来回劝说，主要是晓以利害，希望两家都要顾全大局，不要因为不能摆到桌面上的小事伤了亲情，如果闹大了，会让人笑话，都没有面子，造成两败俱伤。最后，张、代两家都接受了父亲的劝解，张秋平的大儿子到代家私下里赔礼道歉，代家也不再提及此事，双方和好如初。从中也可以看出父亲的大局意识，分清是非、善于调解的能力和助人为乐的精神。
7. 不贪图不义之财
父母常告诫我们：要不整人，不害人，不干见不得人的事。不管人前或人后，做人、做事都要一样，千万不要人前一套人后一套。有些人以为自己干的事没有人知道，所以胡作非为。实际上，“要得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如果人前一个样，背着人又一个样，这种人只要被人看穿了，就没有价值了。父母要求我们，无论走到哪里都要手脚干净，一定不能翻、拿别人的东西。另外，做人、做事还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要“过得旧”。尤其是在金钱面前，只有心里干净，才能手脚干净，才能做到不贪图不义之财。郭强到现在还记得，“公公对我说，一个人要走一路亮一路。”光明磊落，坦坦荡荡，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这既是父母对我们的教诲，也是父母的为人。
20世纪30年代是军阀混战时期，刘文辉的24军一度进驻灌县河西一带，有钱人家纷纷逃避。张建中父辈的弟兄三人率家人躲到安全地方，将全家钥匙交予父亲，请他帮助照管家里东西。当时我家住在现在胡家住的地方，与张建中家是近邻。父亲在对张家每天两次的巡查过程中，路过厨房，总要抠一块红糖放入口中；但发现张家人在慌忙逃离时掉的首饰，就捡起来用布包好，等张家人回来时不仅全部如数归还，而且还说清楚是在什么地方、怎么发现的等等情况，以免别人误认为是他私自乱翻东西；吃红糖之事也如实说明。
做川芎生意的，石羊这边是张连三，灌县城里是江西人廖仁山。张家负责组织收购、烘干、分类、包装、发货，廖家负责转运外销。父亲“推车子，运川芎”就是给他们当搬运工。在我们记事之后，他们之间的结算，现金部分依靠父亲传递。一是因为在多年的交往中，他们深知父亲的正直与可靠。张家院子同父亲一起“推川芎”的人还有几位，而且都姓张，同为居住在一起的邻居，但张连三不用张家的自己人，而用父亲，这应该是最重要的原因。不同姓的人之间，便于说话和分清责任，同姓一家人间就不好说，这是原因之二。三是下苦力人的身份，而且总是几个人结伴而行，既安全又不易暴露所带钱财。传递现金之事，我们都亲眼见过多次，父亲说，为避人耳目，在廖家是在廖家女儿的闺房里将钱交给父亲，让父亲包扎妥当；在张连三家，是在账房进行交接。闺房和账房都是家庭的私密之地，如果父亲不是正直、可靠之人，廖、张两家怎么会让父亲进到这样的地方？
1949年底成都解放。1950年初父亲恰好推车子去成都，返回的路上就碰上了武装叛乱，自然不安全。父亲返回时帮别人带回来很大一包党参，外包装是藤编的，长方体形。当时是改朝换代、兵荒马乱之时，带着东西当然有很大风险。物品带到家后，暂时送不出去，父母怕有闪失，就用一条高凳架起来，放在我家卧室门的背后。过了很长时间，在局势稍为平静之后，父亲才将这包党参送还给了货的主人。若干年后同父亲聊天时他才说，那包党参里实际上还有帮人带的现金。这包党参连同现金都物归原主，再一次证明，虽然父母无房无田，为了生活，格外辛劳，但从不贪图不义之财，即使在兵荒马乱、改朝换代时期也是如此。为什么？人穷志不短，堂堂正正做人，这既是父母对自己的要求，也是父母用实际行动对我们的教育。
8. 爱学习，勤动脑
父亲爱学习，还善于学习，喜欢动脑和动手。他不仅精通农活，而且在有空时还去帮铁匠、木匠、泥瓦匠干活但不要钱、不吃饭，只想从他们那里学点东西（技术），长点知识。他还无师自通地会几手绝活。例子：一是砍伐树木，他能让树往那边倒就往那边倒。甚至在刘家院子的一个四面有房包围的狭小空间里，将一棵大柏木树一段一段地砍下来，最后将树桩也放倒，还不伤及周围的房屋。二是在解放初期修青城大桥时负责组织搬运修桥的木料。当时没有机械，也没有汽车，全靠人抬。最难的是运横跨桥墩上的桥樑，因为这种桥樑又粗又长，最重的要64个人抬。如何找重心，在两头找着力点进行绑扎，使每头32个人都能均匀地承受桥樑的重压就是难点。这完全是技术活。绑扎完成后，父亲站在桥樑上，指挥这64个人喊着号子齐步向前走、拐弯、休息。一个多月下来，人瘦了，嗓子也哑了。当时干活都是派下来的，无偿劳动，就是管点饭，但他组织、指挥的抬桥樑的活干得很漂亮。
我们的父母都是文盲，对我的学习和工作不可能有具体的指导和帮助。但在家庭气息潜移默化的影响下，我就有想把事情做好的要求和动力，逐渐掌握了正确的学习方法和思想方法，能力不断提高，所以才能到北京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毕业后又留在中国科学院工作。
9. 伟大的母爱
解放后农村土改时首先是划分阶级成份，分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和赤贫。我们家当时也是五口人，所以家里也开玩笑地给每个人一个“成份”。妹妹程述秋最小，她从小就吃了很多苦，在家里，全家人还是尽可能地照顾她，她因此而成为“地主”。我依次为“富农”，姐姐是“中农”，父亲是“贫农”，母亲是“赤贫”。由此可见母亲在家里是最辛苦，付出最大、最多的人，她把所有的爱都給了我们姐弟妹三人。
母亲是小脚，自然不能下水田。除此以外，春种秋收，中耕施肥，样样都干。在家里要喂猪做饭，要种菜，还要给我们全家人洗补缝链，十分忙碌和辛苦。
我幼小时体弱多病，为了照顾我，母亲曾经几年没有回过娘家，因为回娘家要过沙沟河和白江河，河边风大，小孩子容易受凉发烧。我出麻疹时，我们母子有几天甚至寸步不离，母亲一直放下蚊帐，坐在床上，抱着我，哄着我，给了我最伟大的母爱。这些都是稍大一点后听父母讲的。
1958年，在我收到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的当天晚上，在同母亲一起做晚饭时我问母亲：“我要到北京读书，你觉得怎么样？”母亲回答：“好是好，就是太远了。”淡淡的一句话、八个字，已经充分表达了母亲的爱、留恋和即将到来的思念。后来的事实完全证实了母亲的判断和预言。1960年前后，当父母吃不饱，差一点被饿死的时候，我却不在身边，没有能够尽到做儿子的责任。因为经济困难，大学五年中仅在1961年回家一次。在父母快要饿死、无助的时候，千里之隔，父母只能、只有对儿子的思念。他们却没有向我透露一点他们所承受的煎熬之苦。父母一次又一次地为我献出了无私的爱！
解放前，我们家无田无房，是个贫穷人家。古人认为穷人不要无志（向）、无能、无家教。我们的父母不辞辛劳地劳动，努力地多挣钱来养育我们。父母为人诚实守信，光明磊落，坦坦荡荡，不整人、不害人、不做见不得人的事，而且从不贪图不义之财，做到了人穷志不短。父母教导我们要“正直做人，认真做事，勤劳节俭，自强不息”，这实际上也是父母的高尚品德的体现。
父母在家庭经济条件极差的情况下，仍然咬紧牙关，坚持让我求学上进，并没有像许多家长那样都过早地让孩子中止了自己的学业。父母除了三言两语地讲一些做人、做事的道理外，更多的是让我们参加劳动，通过实际的磨练，让我们在吃苦耐劳中养成脚踏实地，不慕虚荣的作风，还增强了独立生活的能力，走上了“知好歹，明事理，长本事，走正道”和自己管理自己的大路。因为有了父母的教育，这才有我们的今天。现代教育认为，“自己管理自己”是孩子在成长阶段的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最高水平。父母在“重视教育”方面的作为，显示出他们所具有的与众不同的长远眼光。
转眼之间，父母辞世都已经14年和34年，但父母的音容相貌依然历历在目。可以告慰父母的是，我们没有忘记父母的教诲，我们铭记着父母的恩德，我们会将“正直做人，认真做事，勤劳节俭，自强不息”和“重视教育”的家风传承下去！
【作者系：程安龙（执笔） 程述秋 程素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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