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海中：黄河文化的标识与家国情怀

任何民族的文明都有自己的精神标识与文化精髓，一般来说，文化的标识须借助于某种具象才能表现出来。呈现文化标识的载体和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既有物质的，也有非物质的，既可以是文字、图形或符号，也可以是某种事物或人物。比较而言，文化标识最好的表现形式应是文字表述与词语概括：它语言准确，内涵丰富。如已成为中华民族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标识性的“天人合一”“以民为本”“孝悌忠信”“自强不息”等观念。虽历数千年之久，至今仍深深地植根于人的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成为人们日用而不觉之文化基因。

一、黄河文化

2019年9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指出：“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要推进黄河文化遗产的系统保护，守好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要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讲好‘黄河故事’，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精神力量。”

研究黄河文化，认识黄河文化之标识，不仅必须准确地廓清黄河文化的基本概念，而且还要从其博大精深的内涵中提炼出能够代表“根”与“魂”的时代价值要素。

我国幅员辽阔，有56个民族。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格局中，文化品类繁多。就地域文化而言，既有宏观、中观之说，也有微观之义。就中观而言，已形成的地域划分，目前文化界、学术界公认的有中原文化、齐鲁文化、燕赵文化、三秦文化、三晋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湖湘文化、八闽文化、赣鄱文化、岭南文化、徽文化、陇文化、藏文化等。这些地域文化，虽然内容互有交叉，但各自因主要内涵不同而地域特点鲜明。中原地处天下之中，不仅是中华民族最早跨入文明门槛之地，更由于夏商周三代在此建都，两千多年中一直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与经济的中心。其他地域文化在吸收中原文化中不断丰富与繁荣，同时，其中的一些地域文化因子也被国家文化所融合。在相互碰撞、交流与融合中，各地域文化也先后融入了国家主流文化之中，爱国主义成了中华民族文化鲜明的主线。

就微观地域文化而言，由于山川隔阻、气候差异、民族不同等原因，也形成了各方面互有差异的小区域性文化，“三里不同风、五里不同俗、十里改规矩”之谚，就是对微观地域文化的生动写照。

宏观地域文化的概念则更为宽泛与粗线条，其不因山川阻隔而异，却以文化精神不同相区别。黄河文化源远流长，其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目前，要为“黄河文化”下一个确切的、为社会各界认可的定义尚有一定困难；虽然如此，但从宏观上作一概括还是很必要的。

黄河全长5，464公里,源于巴颜喀拉山，流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山东等九个省区。黄河以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的“河口村”为界，以上为上游，其下至河南郑州市惠济区的桃花峪为中游，郑州以下为下游。黄河文化就是黄河流域的文化，包括上游、中游和下游各流域的文化。黄河文化的核心是中原文化，或即河洛文化。概括地说，黄河文化就是黄河流域文化，即起源于远古、产生于夏、成熟于商周、发达于汉魏唐宋、传承于今之民族文化，其包括以农耕经济为中心的物质文明和由此产生的政治、经济、社会诸方面的制度和精神文明。

二、黄河文化的标识

黄河文化源远流长，内涵丰厚，特色鲜明，既集中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人文理念和伦理规范，又具有地域色彩与特征，其在发展过程中从辐射周边到影响天下，孕育了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

黄河文化的标识十分丰富，所体现的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内核与精髓，具有根本性、基因型之特点，一定程度上展现的是中华民族的总体风貌。

1.黄河文化的载体标识——凝聚民族文化的汉字

仓颉造字之说在黄河流域广为流传。史传仓颉为河南人，其在黄河支流的洛水玄扈因得洛书受启发而作书，今河南洛宁县兴华乡有仓颉造字台，不远处有其墓。除洛宁外，南乐县梁村乡吴村有仓颉故里、仓颉祠和仓颉墓，新建有仓颉学校；虞城县古王集乡堌堆坡村有仓颉墓；鲁山县仓头镇有仓颉墓、祠；开封市柳园口乡刘庄有仓颉墓和造字台；新郑市城南有“凤凰衔书台”，传为仓颉造字之处。又传仓颉为陕西人，今白水县城东北史官乡有仓颉庙和墓园，距庙不远处的武庄村为仓颉故里。另一传说仓颉为山东人，今寿光市城西和东阿县王宗汤村均有仓颉墓、祠等遗迹。

传说中国上古时期“结绳记事”。汉字之发明，使人们结束了口耳相传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局限；既往之史可载记，重要信息可传递，千古之事、万里之闻，可呈现于眼前，可寄寓于典册。许慎对文字之作用感触至深，他在《说文解字·序》中说：“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仓颉造字如开天辟地使人脱离混沌一样了不起，故而刘安《淮南子·本经训》称其惊天地，泣鬼神：“天下有能持之者，有能治之者也。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

汉字不仅为中华文明的承载、延续与弘扬打造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为“天下”大一统做出了永不磨灭的贡献。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方言不同会导致文字的分裂，而文字的不同将导致文化的异化，最终成为影响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直接障碍。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采纳了汝南上蔡（今河南上蔡）人李斯的建议，推行了“车同轨”“书同文”“度同制”“行同伦”之策，对实现和巩固国家的大一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汉字作为表意体系的文字，其形态没有精确的表音功能，不同的方言区均可使用，这就增强了不同地域之间的交往与沟通。中国文字的统一，从根本上维护了中华文化的统一，从而维护并巩固了国家的统一。历史上中国曾多次陷于南北分裂和地方割据，但最终又一次次地归于一统，虽然原因繁多，但汉字所起的作用至为重要。从大陆移居台湾地区的著名作家柏杨在谈到文字与国家一统的关系时，将拼音文字与汉字进行了比较，其结论是：“中国字像一条看不见的魔线一样，把言语不同，风俗习惯不同，血统不同的人民的心声，缝在一起，成为一种自觉的中国人。虽然长久分裂，却一直有一种心理状态，认为分裂是暂时的，终必统一。”

汉字产生于黄河流域，黄河哺育了中华文明，并以汉字作为母语哺育并标志着一个伟大民族的成熟。汉字创造了华夏民族，汉字是中华文化之根。

2.黄河文化的物质标识——辉煌的王朝古都

都市的出现是人类跨进文明门槛的重要标志，都市的发展引领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黄河流域的古代都城有两种，一为考古学范畴的都城，一为历史学范畴的都城。前者无文字记载，后者则有丰富的文献可稽。考古发现表明，我国最早的都城为8，000年前之良渚莫角山王城，其出土的玉琮重达6.5公斤，还有精美的瓷器和丝绸等，可见其文化的辉煌。遗憾的是，由于缺乏文献记载，尚不知其属于何部落或何王国；又由于其中断，也不知其上承于何下启于何。

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以河洛文化为代表的中原古代文化无比灿烂丰硕。2002年启动的国家科技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选点8处，其中除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外，其余7处遗址均在郑州和洛阳。通过大面积发掘，并将精美出土文物与文献比照，专家们认为，陶寺为尧都，偃师二里头为夏都。陶寺为远古部落王国之都，二里头则为夏王朝国家政权之都。

二里头夏都使人感到更为震惊的是城市规划与设计。井字形的道路规划，地下的排水设施，殿宇建筑“前朝后寝”“左祖右社”的方位布局，宫殿居于中轴线之上所体现的“以中为尊”布局理念等，直接影响了其后商、周、秦、汉、隋、唐及明清的都城建设——安阳殷墟、汉唐长安、隋唐洛阳以及明清的北京，三千年来一脉相承。

我国有文字记载且现在仍存遗迹或旧貌的历史古都有八座，分别是郑州、安阳、洛阳、西安、开封、杭州、南京和北京。其中位于黄河流域的有五座。

古都具有强烈的代表性。分别是西安、洛阳、郑州、开封和安阳，是黄河文化物质文明的典型标识，她们不仅代表着不同历史时期黄河文明的成就，也是数千年中国王朝文化的缩影与载体。要认识远古文化、先秦文化、汉魏文化、唐宋文化，要认识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要了解黄河流域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成就，只要读懂了这几个古都，便一目了然。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曾感慨万分地说“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一语道破了古都蕴含丰富、代表国家的深邃之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缩影，从这个意义上说，无洛阳则不华夏，无西安则不中华。二古都相辅相成，是黄河文化物质文明的集中缩影。

古都具有时代的引领性。古都不仅是时代的政治中心，更是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古都又是各类精英的聚集地，易于促进各种增长极的萌生，从而形成发展新引擎，因而在各方面对“天下”的发展均具有引领和导向作用。我国古代不同时期的政治理念、思想观念、生产技术、艺术成就等丰富多彩，但其灿烂之花都是首先绽放在都城，这样的范例不胜枚举。

古都具有强大的辐射力。古都的地理方位，不仅在军事上具有相对优势，在对“天下”的统辖与管理上也具有方位优势，加之便利的交通条件和设施建设，因而人员辐辏，物流便利，无一不是人流、物流之枢纽，从而形成了强大的辐射能力。历史上的先进思想、精神理念、科学技术、文化艺术以及各种新生事物，几乎全是通过古都而辐射全国各地和域外的。丝绸之路就是古都辐射、聚散功能强大的最有力证明。

3.黄河文化的源头标识——神秘的河图洛书

一谈到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人们总会提起远古创世神盘古、三皇五帝以及尧、舜、禹。遗憾的是，由于远古没有文字，当时并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载。然而，前人毕竟留下了一些契刻符号与岩画，尽管很少，却传达出了十分丰富的信息，使后人看到了远古先民的智慧与辉煌的文化。其中，最为典型的莫过于诞生于黄河流域的河图洛书。

《易·系辞上》云：“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这里所说的“圣人”，即伏羲（包牺）与大禹。伏羲作为部落首领，心忧天下。《易·系辞上》云，包牺氏受河图洛书启发，“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易·系辞下》又云：“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教人耕作与贸易；“神农氏没，黄帝、尧、舜作。通其便，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人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使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尚书·洪范》云，禹治水而得天下，“天乃锡洪范九畴”。洪范九畴就是治理天下的九大方略与举措，包括五行、五事、八政、五纪、皇极、三德、稽疑、庶征、五福六极。禹据以划天下为九州而治之。

由此可知，没有河图洛书，就没有六经之首的《易》，就没有太极、阴阳、八卦、五行、天道、地道、人伦等观念，也就没有古代自然哲学、伦理哲学以及统御社会的宗法礼制、道德规范等。河图洛书是华夏文化之源头，作为古代黄河流域先民智慧的结晶，更是黄河文化无可替代的源头标识。

4.黄河文化的传播标识——闽粤赣客家民系

先进的文化总是不断地向四周辐射。黄河文化辐射周边及“天下”的途径虽多，但最主要的方式则是分封、征战、人员交流和人口播迁。如周初实行分封制，姜太公封齐而致齐国兵学兴而成霸业，周公封鲁致使鲁国礼乐盛，孔子洛阳问礼而儒学兴；秦国赵佗50万大军征岭南而融百越为汉，汉代张骞通西域和日本“遣唐使”到长安而使来自东西南北的各种文化与黄河文化相互交流吸收。

历史上我国北方汉人向南播迁一直不断，较大规模的有四次，即西晋永嘉之变、唐代安史之乱、黄巢起义以及北宋的靖康之难等。北方汉人南向播迁，多在闽粤赣交界的广袤地域聚族而居。他们不仅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与繁荣，也带去了先进的中原文化，并以耕读传家，代代相守。南迁汉人及其后代在与当地土著居民的融合中，经过数百年的积淀，于明代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民系——客家人。

客家民系最为突出的特点是客家方言。客家先民原本居中原，使用的是北方官话。在漫长的迁徙过程中，客家先民们不断吸收所在地方言，从而产生了有别于母语的次方言。这种次方言又不断吸收了古越语、瑶语、畲语以及闽方言、赣方言和粤方言等，从而形成了新的方言——客家话。

客家话不仅保留了中原音韵，而且保留了中原词汇。音韵学大师章太炎在《客方言·序》中说：“广东称客籍者，以嘉应诸县为宗……大抵本之河南，其声音亦与岭北相似。”黄遵宪在《己亥杂诗》中写道：“筚路桃弧辗转迁，南来远过一千年。方言足证中原韵，礼俗犹留三代前”。这里不仅明确说其“方言”来自中原，而且还明确地指出客家文化源自三代。客家方言不仅伴随着客家人的一生，而且也是客家人相互认同的基本准则。他们视客家方言为母语，为命脉，为根，故有“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之训。

明清时期，客家人和闽南人又东渡至台湾地区和东南亚各地发展，由于其先民来自中原，故而至今仍自豪地以“河洛郎”自居，念念不忘“根在河洛”。

5.黄河文化的精神标识——先秦的元典观念

黄河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黄河文化的精神标识就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内涵。

在世界史上，历史学家称公元前6—2世纪为轴心时代。在轴心时代，东西方皆涌现出了一批影响深远的思想家，他们所提出的一些思想和观念，不仅开创了东西方哲学人文伦理文化之先河，而且如同智慧的灯塔，至今仍闪耀着光芒。

这一时期，中华传统文化中的诸多思想和观念，成了其后许多学术与政治思想的源头，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辩证思想由萌动而发展，诸子百家学派的出现与争鸣，标志着封建文化的形成。

轴心时代的诸子，如周公、姜太公、老子、庄子、孔子、孟子、墨子、荀子、韩非子等，皆诞生在黄河流域，其政治及学术活动也多在中原，他们是黄河文化的重要奠基者，也是黄河元典文化的开创者。黄河文化中的元典精神，是构成中华文明精神基础的重要部分，直到今天，许多观念还在影响着人们的思想与行为。

黄河文化（或中原文化）包含了中华民族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也反映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对整个世界以及社会理想和政治治理的基本理念，同时反映了中华民族在社会、国家和个人层面上多重而和谐的价值追求与理想景愿。这些观念，对今天的社会发展、国家治理、文化建构、民族团结以及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均具有极大的启迪与滋养。

三、黄河文化的家国情怀

所谓家国情怀，是指一个人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表现出来的深切关注，对国家富强、人民福祉所展现出的理想、追求和奉献，是对国家的高度认同感、归属感、责任感、使命感并将个人命运与国家紧密相连的体现，是一种深层次的文化表达和心理认知。

黄河文化的家国情怀是黄河流域各民族在不懈奋斗的征程以及苦难的辉煌中形成的，是宗法文化与耕读文化融合发展的结晶，其核心就是《礼记·大学》中概括的“八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和“修、齐、治、平”。“修齐治平”既是中国古代圣贤智慧的结晶，也成为中国古代个人一生最高的追求，它滋养哺育了世世代代的志士仁人。尤其是“勇于担当，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具有跨越地域和时代的价值。

本文作者杨海中，现任河南省姓氏文化研究会杨姓委员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