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明《金城百分张氏总谱》序

《金城百分张氏总谱》序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于三十三年（前214年)在兰州东岗镇一带设置榆中县，属陇西郡，始将兰州纳入中原政权版图。两汉魏晋以来，兰州称金城，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称：兰“州控河为险，隔阂羌戎。自汉以来河西雄郡，金城为最”。这是因为凭借黄河渡口，兰州成为中原政权经略河湟地区重要基地，凸显其军事交通地位及国防安全的屏障作用。为了加强固边力量，自秦汉至新中国初期，兰州有八次大的移民，为兰州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促进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这些移民，到两汉时期，在兰州及其周边地区的金城郡，形成几个巨族大姓，有曲氏、赵氏、申屠氏、骞氏、辛氏、成公氏、韩氏、王氏等。

其中的赵氏为西汉营平侯赵充国的后裔。赵充国的五世孙赵宽，为金城郡浩亹县(治今兰州市永登县河桥镇）人，官护羌校尉假司马，军功显赫，并且“修习典艺，既敦诗书，悦志礼乐，由复研机篇典，博贯史略，雕篆六艺，稽承前人，吟咏成章”。《三老赵子碑》拓片.汉顺帝永建六年（131年)，赵宽在浩亹县设帐授徒，“教诲后生，百有余人，皆成俊艾”。《三老赵掾子碑》。赵宽仲子赵璜，撰写《三老赵掾子碑》，详载西汉初年文景时期赵仲况以后，其子赵充国至东汉后期赵宽三百年间人物世系和任官情况，留存珍贵史料，此碑可视为简略家谱。

两千年以后，由兰化退休职工张斌国、河口村民张武中先生发起和组织，由甘肃老年大学张新民教务长、兰州市委员会政协张荫林副主席和兰州职业学院张茂武先生等积极襄助，在张氏族人的大力支持下，编成《金城百分张氏总谱》（以下简称《总谱》）凡数十万言，分为《先祖遗训》《谱序辑录》《族史总述》《六门概述》《族群迁徙分布》《懿行录》《族史稽考》等几大部分，后缀《附录》，框架结构合理，家谱要素完备。并且收录数十幅图照，包括老照片、书影、图画、新旧地图、示意图，形象生动反映张氏家族历史，“左图右史”，图谱互为表里，延伸《总谱》的历史纵深感，强化《总谱》文化信息，为后世留存一部鲜活的有时代感的家谱，功莫大焉！

尤其是将张氏历代136部支谱的序文全部辑录入《总谱》之举，最大限度地存留史料，增强了《总谱》的文献性，将明清民国时期宝贵的地方史传至久远，为研究兰州历史提供不易见到的资料，亦可借此传承张氏家族文化，使族众彼此了解各房分的奋斗进取史，增强张氏家族的凝聚力，提升族众荣誉感。

《总谱》将张氏家族在兰州的耕耘开发发展史，置于兰州的历史背景之下，因此，能够真切感受到张氏列祖列宗，胼手胝足、筚路蓝缕、以啓山林的苦难历程，具有存史启迪后人的功能。

众所周知，自安史之乱后，唐朝驻防河陇、河西的大军东征乱军，吐蕃趁机占领这一广袤的土地。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年)，吐蕃攻占兰州，一直延续到宋初。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党项羌元昊乘吐蕃衰落，夺取河西，占领兰州一带，直到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年)李宪攻取兰州，兰州一直为西夏领地。

金城张氏始迁祖高沂公曾长期往来贸易于济南、西安和兰州之间。他是一位有进取心的儒商。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他从富庶的关中平原，跋山涉水，不远千里，来到贫瘠的西夏兰州，开展贸易，他以诚信为本，以仁义理财，互通有无，沟通蕃汉关系，从而获取厚利，遂落籍兰州，卜居黄河北岸庙滩子。高沂公视野开阔，阅历丰富，遂抓住机遇，农商并举，既在城内开设商铺，也以经商利润，广置田产，力耕不辍，越三十春秋，生子育孙，各务产业，经之营之，毫不懈怠，终致富甲一方。

宋朝李宪收复兰州后，黄河北为西夏所有，宋夏隔河对峙，争战不已，岁无宁日。宋为加强防御态势，将地处皋兰山下的隋唐兰州城，朝北展筑至黄河边，河畔有石如龟伏城垣下，故名石龟城。顺祖禹：《读史方典纪要》，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2872页.《总谱》称，高沂公捐出店铺“三十六纣棍”，可见其产业之大，爱国情怀之胜。此为兰州八次移民中宋夏时期移民的典范。而兰州城西二十多里的崔家崖，为荒陬广漠之区，但襟山带河，蔚为胜地，元丰初，崔氏自山西洪洞县移民至此，聚族而居，崖以崔名。《崔氏家谱序》见王短：《王炬诗文集》，兰州：197年，甘肃省人大印别厂内部使用本，第412页.张、崔二氏，一东一西，与其他姓氏移民以及蕃族，共同为开发兰州做出贡献。宋代《图经》称“蕃汉杂处，各从其俗”，即是明证。黄建中；《果兰县志》，兰州：干隆四十三年刻本，卷8第16页。

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年）富平之战，宋军大败，金将兀术率军进攻关陇，于次年占领兰州。金夏隔河为界，双方在兰州设置榷场，开展贸易，此为金朝中期以前事。当时兰州是民族贸易的中心，汉、藏、党项、西域各族物产汇集于此，交易流通。西夏的物品有来自西域的珠玉、硇砂、香料，与西夏地产柴胡、苁蓉、大黄、红花及马、羊、驼等，而金国输出的是绢帛、铁品、瓷品、纸张、书籍等。刘再聪、胡小脂：《兰州通史“秦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2页.张氏凭其财力及经商头脑，当充当商界翘楚，自有不俗业绩。

金宣宗贞祐二年（1214年)，因金朝兰州蕃部首领程陈僧叛变，将兰州城献给西夏，今兰州卷入战争漩涡，引发金夏军十几年的大战，各族民众遭难，经济凋敝，一直延续到元太宗六年（1234年)灭金后，兰州纳入蒙元统治之下。刘再聪、胡小鹏：《兰州通史·秦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386391页。期间张氏商业农业当遭大难。

元代，兰州地处帝国中心位置，交通地位重要，终元之世没有战乱破坏，商业经济繁盛。元代兰州为下州，不到三万户，民户主要从事农业，《大元一统志》说“民俗质朴，尚武务农”，原住民半农半牧，迁入的蒙古千户牧民增加了牛羊马骡畜牧业的比重，其中牦牛、犏牛较多，犏牛力大，耕力比其他耕畜大数倍。商贾侧重从事汉藏贸易和丝绸之路贸易。

金、夏之战，导致民众遭殃，逃难远方，农田撂荒，一派萧条。加之蒙元在灭金、夏的统一战争中，兰州遭受蒙古铁骑的蹂躏，社会经济倒退与停滞，生产力水平下降，经济凋敞残破，元气大伤。虽然蒙元占领兰州一百多

年，但人口不足六千户，因此被定为下州。张氏后裔在这危难时期，瞅准其治权薄弱边远荒僻地区，遂沿黄河北岸向西发展，在兰州与庄浪卫（治今永登县。辖今永登县、天祝县、红古区等地）犬牙交错处，即今庄浪河口以北，黄河北岸东西两侧，湟水入黄河一带川地台地，利用元世祖颁布的“押站令”，购置闲田荒地，以拓家业。

明代，兰州在北方、西北防御体系中的地位日益凸显，肃王率甘州中护卫等移藩兰州（洪武二年降为兰县，成化十三年升为兰州），不仅提升了兰州的军事防御能力，而且增添了人口，对兰州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因此，兰州的战略地位辐射到河西走廊、河湟地区、洮岷地带，成为明朝控制和支援河西走廊、稳定河湟地区的战略支点。

而洪武十八年(1385年)架设的黄河镇远浮桥，是中原地区通往河西走廊、河湟地区必经之桥。因此，兰州成为早码头，明朝将大量的粮食的物资集中到兰州，然后转运河西走廊、河湟地区，以确保军事防御。兰州还是茶马交易的节点，设有兰州课税局，代收各地商人运到兰州的茶税，然后转至甘州等地。

张氏族众凭藉列祖列宗善于经商贾的基因，敏锐地瞅准这一历史的机遇，利用明朝的“食盐开中”“茶叶开中”“纳马差发”等政策大规模屯垦田地，经营粮食、食盐、茶叶等物质的转运，为抗击鞑靼南侵的边防驻军提供后勤保障，促进了中原与西北边疆地区的经济交流，同时也赚到可观的银两。这为张氏族众流布西北各地提供了契机，也为张氏崇文兴学提供了资金。

张氏祖先多来自“长安帝王都”，深受儒家观念的浸润，并把耕读传家、诗书传家、诚信经商的理念，身体力行地传授给后人，因此张氏后裔多用儒家思想制定家规族训，编入家谱，用以约束、教化族人。同时兴办学校，乐育人才，代有杰出人才。清代，尽河口地区，就有河口义学、三门义学、古城义学三所义学。张国常：《重修皋兰县志》，兰州：庞右乐善书局，1917年油印本，卷15第34页.义学是明清时期为孤寒子弟而设立的初级学校，有官办的，也有民办的。前者教师的俸银从国库开支，后者以捐田、捐银、捐房维持。官府劝谕绅士就地设义学，以教贫民子弟，成为安身良民。从三门义学有学田三亩的记载看，应当是张家河口绅士捐田所办。光绪末，河口有666户，3300人，《来兰县地理调查表》见刘光华；《兰州市志“建置区划志》，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368页。却有三所义学，而皋兰县其他乡村却无一所，再加上河口的私塾，可见其学校之多。

张氏子弟通过私塾启蒙教育，考入县学府学，取得资格，再考入书院课读，再考取举人，进而进士，步入仕途，出为循吏，推为良绅，致力于乡村教育或公益事业，代不乏人。

其中皋兰县河口张维典为道光十五年(1835年)举人，品学兼优，选中中卫教谕，未闻而卒，但着有《敬惜字纸说》《戒杀牛犬说》《网取禽兔诸说》，载入县志。邓明：《兰州市志·地方文献志》，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20-121页。敬惜字纸，就是不能乱抛、玷污写有文字的纸张，以表示尊敬和爱惜，而应收集在字纸篓里，投入字纸炉字焚化，这是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的一种良好美德，代表着古人敬重文化的思想。戒杀牛犬，网取禽兔，皆源于孔子“仁”的观念，爱护家畜，禽兔取于时限于量，保护动物，维护生态环境平衡，体现了中华民族修德行善、珍爱生命的传统美德。

综上而述，《总谱》是一部成功的族谱，具有三个鲜明特点：

一是在继承传统家谱体例上有所创新。传统体例一般有谱序、谱例、姓氏源流、诰敕、世系图、世系传、祠堂、居徙、恩伦、家传、家训、得姓始末、先世考辨、丘墓、艺文、派语领谱字号、修谱名录、续修等，比较繁琐。而《总谱》删繁就简，分为六大部分，前置“序”，后设“附录”，以“后记”收束，简明扼要，各部分及辅助部分，蕴含了精选的传统家谱体例的要素，使得当代或后代宗亲乐于接受，成为一族生命之史。

二是文字资料与田野调查资料相结合。《总谱》编修者八历寒暑（从2014年始)，行程数万里，勘察先祖迁徙路线，寻觅宗亲，采访耆旧，收集到136部张氏家族支谱，以及数十万字的田野调查资料，拍摄了数千张照片，为不知《总谱》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编纂者认真研判这两种资料，精心考证，相互印证，去伪存真，使之成为信史。

三是具有相当的学术性。编纂者利用经过考证的史料，结合实地考察的情况，将张氏列祖列宗的行踪、业绩等，置于历史大背景，华夏大空间中，予以研究，撰写了数篇具有学术价值的文章，编入《总谱》，使之成为社会科学上中调查研究资料。其中《盐什古道——“回中道”由靖远到兰州最短的线路》就是一例，此文道学人之所未道，首次提出这一线路，填补了甘肃交通史上的空白，嘉惠学界，必将引起学人关注。

甘肃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

邓明敬撰于梦梨花山馆

2021年11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