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城百分张氏总谱》编撰说明

《金城百分张氏总谱》编撰说明

百余年前，时任百分张氏族正尊英公聚张氏贤达修撰了百分张氏的第一部、也是唯一的总谱《金城张氏百分总谱》，在此谱中，尊英公融以前各家之说于一身，力排众议，将我张氏各家族以血缘为纽带，统一于高沂公的旗帜之下，理清了我百分张氏家族传承的脉络，此后这也基本成为多数家族所共同遵循的定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对于凝集家族成员的凝聚力，壮大家族的力量，从而在抵御各种风险、解决各种问题方面，其前瞻性和意义是极其重大的。但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及主要是出于“联恩谊”的目的，这部总谱着重于张氏家族组成血缘联系及家族治理，忽略了张氏家族组成关系的复杂性，特别是鲜有家族历史与社会生活、历史发展状况相联系的内容。

为弥补这种缺憾，自二O一四年五月发起修谱倡议并成立河口《百分张氏总谱》编篡委员会后的八年多时间里，负责修谱的部分参与者不辞辛苦，跋山涉水，广泛联系张氏族人，历经艰难曲折，征集到编撰于自清前期始至民国的分布于甘肃、青海各地的谱牒一百三十六部。这些谱牒历经历史上西北的数次劫难而保存至今，其本身就是一个奇迹，而且对一个家族而言，能拥有如此体量的历史文化资源在国内也实属罕见，其包含的历史文化信息量巨大，意义非常深远。

征集谱牒的过程同时也是对我张氏历史进行田野调查的过程，有关人员在四余年中行程一万多公里，出访车次百余次，访问甘肃青海等地张氏聚集地的两百多个自然村，与张氏宗亲面对面交谈达千人次。如此规模的田野调查，为我们修谱工作提供了很多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也弥补了以前家谱记载内容的一些不足。

故此次修撰《百分张氏总谱》，我们的主在目的是将张氏家族历史置于西部社会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中、特别是置于宋、元、明及清初陕甘区划一体的历史时空中，去探讨张氏家族历史发展的脉络、与重大历史事件的有机联系及丰富的家族文化内涵。为此，我们主要从如下几方面进行了探讨：

一、历史上百分张氏家族成员组成的复杂性。

百分张氏家族与西部绝大多数家族的一个明显的区别就是其家族成员的组成异常复杂，它实际上是以一个北宋贸易来兰的张氏家族为主干，融合了甘肃本土的张姓家族，以及不同时期来自山西太原、西安周边、四川雅安、南京竹子巷、随肃王来兰的一些张氏家族，这些张氏家族既有宦游至兰的，也有军户征调屯田、征发屯田的张姓家族，但多为因贸易来兰。此外还包括一些由异性改为张氏的家族，多为贸易过程中因合伙经营，儿女姻情等原因融入我张氏家族。另外，张氏家族中还包括加入的蒙古族等少数民族家族。这种家族成员组成的复杂性，本身就说明了最早张氏祖先家族力量的强大，一个来自东部文化发达地区的家族在西北地区显现的文化上强势和巨大的包容性，特别是在这样一个组成复杂的家族中所采取的用优势文化，即以儒家文化仁爱孝悌为核心价值的治理家族方式——家族祠堂中供奉孔子，这种用树立共同的文化信仰来凝聚家族力量的方法在今天仍有巨大的借鉴价值。

二、百分张氏家族从整体而言应属历史上的秦商。

虽然张氏始祖“高沂公于宋仁宗十九年自山东济南府石桥村贸易来兰”似已成为定论，从而造成了大多数人认为张氏所有祖先都来自山东济南府石桥村的观念，但从百余谱牒的记载中来看，张氏祖先的贸易活动，无论从贸易轨迹、贸易范围、贸易内容及商贸文化上来看，百分张氏祖先是历史上不折不扣的秦商。

因为即使是张氏始祖高沂公的来源地，历史上张氏家族内部也存在着巨大的争议，如光绪年间张氏后裔郡庠生树勋公就认为我张氏始祖高沂公来自西安府三原县。但即便是高沂公来自山东济南，也并不影响张氏家族整体属于秦商的性质，因明人张瀚在总结秦商的辉煌时说：“河以西为古雍地，今为陕西，山河四塞，昔称天府。西安为会城，地多驴马牛羊旃裘筋骨，自昔多贾。西入陇蜀，东走齐鲁，往来交易，莫不得其所欲，至今西北贾多秦人，然皆聚于汧雍以东至河华沃野千里间，而三原为最，若汉中西川巩凤犹为孔道至凉庆甘宁之墟，丰草平野，沙苇萧条，昔为边商之利途，今称边戎之绝塞矣。”可见在明以前，陕西商人“西入陇蜀，东走齐鲁，往来交易”是极为普遍的现象。

1、百分张氏家族的一些主干家族成员多来自三原、高陵、长安等地，历史上这些地方是陕西富庶之区，是商业极发达的地方，“多出商贾”是这些地方的共同之处。即便是来自雅安(陕西太平县)的张姓家族，据我们考证，其最初也源自于长安或其周边地区；

2、百分张氏家族历史上最大的一次也是对家族历史影响深远的一次土地开发活动（家族因此而得名）——“押站”西乡及“百分分田”，其实是张氏祖先作为秦商于明初在西北边塞的一次大规模的商屯行为及结果。道光二十九年，张氏族人西河公在庙滩子“得世袭故纸数张”，首次得出张氏祖先押站的时间是“元太祖五年”，分田的时间是“明洪武二年”，这几乎成为包括张氏族正尊英公在内大多数族人的定论。但其实，早于西河公近数十年，对张氏家族具有全面而深入研究、极其重视历史资料汇集的乾隆年间的明诚公在《金城张氏大门家谱》和《金城张氏家谱源流考》中就已认定，张氏祖先“押站西乡”发生于明洪武年间，而“百分分田”发生于明成化年间，我们认为，以明诚公对历史常识谙熟和对历史资料的重视，这个记载是不会有错的。而关键在于这两个时间点与明代历史发展的重大事件相吻合。明初，作为边疆地区的陕西为解决九边庞大的军备需求，在采取了针对陕西的“食盐开中”和“茶马开中”的政策的同时，为了就近解决边防巨大的粮食需求，在西北边塞地区进行大规模“军屯”的同时，也积极鼓励商人利用其优势“屯田”，明政府“令近边荒闲田地得以开垦，使为永业”(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所以陕西三边“富商巨贾悉于三边自出财力，自招游民，自垦边地，自艺粮粟，自筑墩台，自立堡伍，岁时屡丰，栽粟屡盈”（明·霍韬）。当时陕西商人商屯形式多样，或是“自出财力，招致游民从事耕作”，或是迁其家人戚属移星边地“逆为家室之谋，由是守望相助”，或是招佃屯卒，放贷收息。史载，当时原在草场街一带的四大商户在张家台、河湾建起了施（石）、鲁、毛、张四堡，开始了大规模的屯田活动。而其中的张氏商户，就是我百分张氏祖先。而且后来随我张氏祖先屯田的鲁、施（石）姓也改姓为张。与此同时，据《金城达氏家谱》记载，其祖来为来自中亚的游牧民族、并长期与张氏通婚的达氏家族也至河湾、张家台一带屯田。故我们认为，张氏祖先的“押站”河湾、张家台的行为其实就“迁其家人戚属移垦边地“逆为家室之谋，由是守望相助’”的明初在河湟一带大规模商业屯田行为。而到成化三年，为了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户部尚书叶淇实行“运司纳银”的变法，即停止输粮边地换取盐引的做法，而是改为“召商纳银运司，类解太仓分给各边，每引输银三四钱有差”，即为“花钱买引”在这种办法下，不需要用粮食换取盐引，使屯种塞上、耕稼积粟即失去其经济意义。输粟屯垦在经济上失去了实际的意义，我张氏祖先不得不放弃垦殖，但押站的土地此时已为“永业”，为避免各种矛盾，张氏祖先便将这些土地按当初入股各家的人丁数平均分配，实质上就是将闲置的固地资产——土地按人口数进行了股份再分配(分田实质是分股不是分家，这从当年河湾、张家台的土地张氏家族实分得九十七分、达氏家族分得二十三分足以说明，也可从明诚公《金城张氏大门家谱》中“河湾堡子湾之地是上七十人老小坐落，无下三十分之股也。自八盘坡往下是三十人之坐落，无七十分之股也”的说法中进一步证明），这便有了“地作百分”的情形，从而形成了后来的“百分张家”。也就是说，凡是当年投资屯田并在后来分得了土地的张家人(包括改姓为张的外姓人），都统称为“百分张家”。故张氏祖先贸易活动在卫国富家的同时，其“屯田”行为也为开发大西北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使边地大垦，边储以足，此商人输粟之功也””（陈子龙《秦疆治略》）。

3、张氏祖先作为秦商的生存智慧。

在田野调查过程中，我们在当年“盐什古道”的必经地和张氏家族聚集地大浪沟张氏老人口中得知，当年在大浪沟曾存在过由张氏远祖修建的一座体量很大由包括马王庙在内的几座庙宇组成的院落，由于当年的盐什古道不能行车，故要建造这样几座庙宇远非易事。我们认为，这些庙宇，不仅能见到张氏远祖实力的雄厚，也能看出张氏祖先作为秦商的生存智慧。过去陕西西安一带的张姓商人中曾有出长安至乌鲁木齐不住别人家店之说，这倒不是说，沿商道都有陕西张氏商人家开的店，而是张氏祖先利用自己雄厚的财力，利用普通百姓的敬畏心理，在商道旁大地方建关帝庙（与其他商人合建）、小地方建马王庙作为自己打尖、休整的地方，达到一世修造、数世享用的效果，显现出张氏祖先杰出的生存智慧。

张氏祖先的生存智慧还表现在处理少数民族的关系上。历史上我张氏祖先其聚集地处汉族与各少数民族交汇之处，贸易的对象又以少数民族为主，所以，处理好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和谐交融，和平相处，就能家族事业得到长足发展。张氏祖先用下述方式处理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显现出极高的智慧：第一、贸易。贸易本身是为了增加财富，但贸易中又存在着互通有无的利益关系，张氏祖先将发扬传统文化中仁爱、诚信的品德，在与各少数民族交往的过程，不断互惠互利，增强信任，结成了友善的关系。一些张氏族人后来也在少数民族地区定居下来，这对增强民族融合意义深远。

第二、通婚。与少数民族通婚不仅能促使家族产业的壮大，也能极大提高家族后代的体能、增强在艰苦条件抗御各种风险的能力。从很多家谱谱系中可以看出，大概自元代始，张氏就开始并连续数十世与达氏结亲，而达氏是来自中亚的后归顺蒙元的少数民族。这种联姻关系，从各个方面其实都促进的家族的发展、繁荣。除此之外，张氏祖先还与鲁土司结亲，《鲁氏家谱》载，鲁土司不止一世王妃来自张氏，张氏家族中也有鲁土司下嫁公主与张氏族人的传说。虽然张氏家谱中并未记载，张氏族人与藏族通婚也是不争的事实。

第三、建寺修庙、出家为僧。利用共同的信仰来获得少数民族的信任，也是增强民族融合的一种极其有效的方式。维典公《建寺说》言：“我祖宗之开垦此兹土也，适值元明革命之秋，虏骑交横，四境鼎沸，祖宗非浮屠代之法不足服羌人，而奠厥居也。用是于河口、石青洞建寺焉”，明诚公《金城张氏大门家谱》中载红固永宁寺为张氏六门先人与达氏四门先人共同所建更是典型。其实，除永宁寺外，兰州周边特别是青海湟中的一些寺院也是张氏祖先所建。张氏族中规定，张氏家族每迁至一地，首先要尊重当地的传统，各大支户每辈中必须要有一人入寺为喇嘛，专修佛教经典。张氏至河湟的几百年间，族中就出现了许多名僧。《皋兰河口张氏族谱》载：“僧，端住老爷，为科公之子，塔在石青洞。端住之徒，喷尕塔在石青洞。唝尕之徒，呵旺谢拉。呵旺谢拉之徒，尖措，葬于西藏。呵旺谢拉之二徒弟，讳元旦，同治四年七月二十四日被杀伤。”喇嘛中称“老爷”者，为学问较高之转僧，圆寂后，骨灰葬于塔中。据明诚公《金城张氏大门家谱·家谱源流而续》载：百分张氏十六分二十三世“弘仕有三子.…三男张家寺出家为僧，番名王尖错”，这表明张氏族人出家为喇嘛者的必另起番名，而起番名的目的，是为了在明代河湟流域的“寺族”制中，方便赐封和世袭僧官，能尽快融入少数民族群体当中。《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大辞典》载：扎巴沃色（1578-1641），藏传佛教格鲁派大活佛一世章嘉，青海互助县红崖子沟张家村人，幼年出家为僧，随从诸大师修习显密经典。章嘉一世时人称“张家胡克图”、“张家喇嘛”，后康熙皇帝将“张家”改称“章嘉”。据《互助张氏宗谱》记载，张氏自明洪武年间，从南京竹市巷充军随军至西宁东川曹家堡为农，明万历年间，张氏逐渐发展壮大，原有的土地不足以生活更多的族民，遂于1595年(据村中老人介绍，一世张家活佛是在张氏族人迁至此地后的第二年出生)迁至西宁威远镇红崖子沟为农。而据由互助县迁入永登坪城乡的百分张氏二十五世族人中口耳相传的资料，他们祖籍南京竹子巷，后迁济南府，又迁互助县。此传说似乎表明，在当初我张氏祖先主导的在河湟一带屯田的张氏族群中，似还有来自南京的张氏家族。今天，在距离红崖子不远的丹麻镇哇麻村尚有很多百分二十五分族人聚居。

第四、结成联盟。连城《张氏族谱序》载，张氏祖先自元朝时就与一个叫“瓦台”的蒙古少数民族部落结成了共生死同患难的有机的联盟，这种联盟关系，使得我张氏祖先在世代的更替中反而受到了少数民族统治者的保护，免受其害，得以久远。

第五、接纳少数民族成员为家族成员。在很多张氏家族家谱的记载中，都有收养少数民族成员为义子的例子，这在当时可能是一种极普通的现象。除了接收个体的少数民族成员事例之外，张氏家族中更有整体接纳某个地方的少数民族成员为家族成员的例子，如盐锅峡的“尕张家”，原为一留滞于此地的蒙古少数民族部落，后被张氏族人接纳，成为百分张氏大家族中的一员。

这些方式，极大地促进了与少数民族的融合，在促进张氏家族事业的同时，也积极促进了民族团结。

三、张氏家族丰富的家族文化。

张氏祖先多来自于东部文化发达地区，他们经过艰辛的努力，通过贸易等方式，积累的大量的财富，但他们同时也明白“富贵不可久世”的道理，一个家族长久的荣华，只有靠良好的家风，而良好家风的获得，只能靠教育才能获得，所以，耕读传家便成为张氏家族的一个优秀的传统。

依明诚公《金城张氏大门家谱》载，清初至雍正年间，张氏族人中“先后入学才秀国子监生二十余，因免一丁”，可见张氏家族重视教育的程度。按张国常《重修皋兰县志》载：清时仅河口地区，就有河口义学、三门义学、古城义学三所义学。而同期皋兰县其他乡村却无一所，再加上河口的私塾，可见当时河口学校之多。故此，清时的河口一带文化气息非常浓厚，形成了几乎家家都出秀才、多书法家的情形，在一个临近少数民族的地区出现这样文化氛围，确实值得深入研究。

百分张氏家族在历史上一直坚持着每年在庙滩子家族祠堂和在附近张氏陵园的祭祖活动，将此作为家族的重大事项，这项活动直至上世纪五十年代才终止。但在河口一带的祭祖活动直到今天仍在进行。在田野调查中，我们也发现，不论张氏家族居住条件有多艰险、生活有多艰难，每个家族无论克服多大的困难，都会立祖建庙修谱。

张氏家族丰富的文化遗产，还表现在一些优秀的家规、家训中如明诚公《三教一体修身为本》、《又劝吟》、《戒示十六条》、《劝善十则》和树勋公《东渠氏虞臣训子语》、《家法十六条》及尊英公订立的《张氏家规》等。这些家训、家规论告诫族人邪见、邪行对自身及家族有巨大的危害，只有修身自好，尊亲孝弟，友爱宗族，保持良好的家风，诗书传家，才能得到上天及祖宗的护佑，才能保持一个家族长久的繁荣。其中一些劝戒内容，即使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也仍有进步意义和借鉴价值。如尊英公《张氏家规，家训十条》中“待妇之道”中婆婆待媳要“爱之如女”要宽容、“嫁娶不可论财”等条款，今天看来也并未过时。

四、张氏家谱的珍贵的历史文化内容。

张氏家谱中保留了很多地方史志中未能记载的丰富的文化历史内容，对今天我们研究兰州地方发展的诸多方面提供了极其珍贵的佐证材料，值得我们去深入挖掘、认真研究。如克昌公的《东渠氏虞臣训子语》中对同治回乱后的惨状的真实记录，使读者无不动容，仿佛能真切感受到那场浩劫带给广大人民的痛苦。再如张明诚公所撰《金城张氏大门家谱》保留的明、清之际的史料，张氏家谱中保存的《康熙纳粮文契》和《嘉庆张绥朝集文》等都是的研究我张氏家族历史和兰州地方史的珍贵资料。